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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天人合一”在中国思想领域里已经成为持续讨论了二干多年的话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其他话题的核心和基础。以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为例，天被赋予了最崇高的地位，它是宇宙中一切生命的源泉、道德基础和永恒的生命归宿。中国人通常讲“天生、地养、人成”，“天地良心”、“人命关天”、“命归西天”等，表达的是“天人合一”的信仰在这些方面的信息。尽管道、佛两家在表述它们各自的宇宙论与人生论的统一性时所用的术语不同，但它们所赋予“道”和“佛性”的神圣性与儒家所赋予天的是十分接近的。 儒者在将天说成是一切生命和价值的源泉时，也衍生出了天的更加具体和绝对意义的信息，即“命”，故有时儒者喜欢将“天”“命”连用，或者对于具体的事物中的绝对性和神圣性也单独以“命”来表达，如《论语》中讲“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在儒家的信仰中，天或天命可以有自然之天、命运之天、价值之天、义理之天、立法之天和救赎之天等十分丰富的涵义。大体可以这样说，西方基督教传统中所赋予上帝的一切特性，中国人都赋予了他们传统信仰中的“天”，一句“天地良心”简直可以将中国传统信仰中的所有涵义言简意赅地完全表达出来。 但还有一点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即国人在讨论自己的“天人合一”信仰时，其用心很偏于天的神圣性与人的亲缘性。正是由于这种亲缘性，天与人的合一才能成为儒家宇宙论和人生论相统一的共同议题，其情形正如宋儒张载所说的“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宋儒相信，在宇宙这个大家庭中，天地就是父母，人类和万物都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成员。这种宇宙大家庭的关系显然不是属于实证型的，而是具有信仰意义的，其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推导出儒家式的公平与博爱思想。韩愈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伊川说“公而以人体之谓之仁”，也都是以宇宙大家庭的亲缘关系为基本原则而推导出的世俗的伦理。 照一般的逻辑讲，一个生物小家庭中所培育出的伦理与一个宇宙大家庭所培育出的伦理肯定是有程度上的巨大差异的，那么，以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的“天人合一”关系推导出的伦理能有广泛的普世性吗?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疑虑，也有人直接批评儒家的这种小家庭伦理会导致“任人唯亲”的政治和“家族式管理”的企业。但是，我们应该说明的是，儒家的生物小家庭和宇宙大家庭之所以能够孕育出“天人合一”的公平和博爱伦理，显然不是因为它们之间有程度上的差异性，而是因为其共同的亲缘性和切近的经验性，即孔子说的“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为仁之方也已”。体会“博爱”“公平”之“仁”要找个最切近的经验，那当然就是家庭，所以儒家提倡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都是从家庭中的亲缘关系推导出的，其中“君臣”可以类比于“父子”，叫做“事君如事父”、“爱民如子”；“朋友”可以类比于“兄弟”，叫做“称兄道弟的朋友”等。另外一个由儒家的家庭伦理推导出普世伦理的原因是，中国先秦的思想家是从“天下”的地理空间思考问题的，所谓“天下”就是今天所说的世界或全球。照当时的中国思想家看，中国是在天下的中央(如基督教的信仰以以色列为天下的中央一样)，而天下的具体位置就是东临大海，西阻高山，北隔大漠，南断雨林这样的“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因此，天下就是世界，“天下一家”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思想揭示的“天人合一”的伦理自然也就是普世的伦理；“天人合一”的普世价值观自然也表达着中国人的信仰特色和历史情怀。 中国人传统信仰的空间既然是“天下”这样的宇宙大家庭，那么其所推导出来的价值观自然也被他们信仰成为“普世的”，即“建诸天地而不悖”的。因为属于家庭伦理的“孝”是“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的，所以生物小家庭是一个体会普世伦理的经验道场，它的意义不是演绎出一个客观的知识系统，而是切近地体会一种生命信仰。从中国古人的动机和情感来看，他们世俗伦理中的一切价值都不能“悖于”天命，因此也都具有天命所赋予的神圣性，即《诗经》里说的“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尚书》也是根据同样的信仰，明确“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这里，“君”和“师”仍然可以视为“天人合一”的普世伦理在政治方面和教育方面的体现。这些经典性的儒家思想表明，天下万物都是“天地化生”的结果，所以国人的信仰系统总是与天地与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的，称之为“敬天法祖”。从逻辑上讲，这样的信仰是将天命与人事联系起来，将人对天的宗教情感与人的生命起源、社会伦理及宇宙普世伦理联系起来，合成为一个独特的“天人合一”信仰系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