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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笔者认为儒教是宗教，而且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正统宗教。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而国民则构成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的最大的特色是信仰对象有一个等级序列。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则主要表现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 儒教是宗教，但儒学（儒教哲学）不是宗教，而是对儒教的一种理论化、系统化。儒教哲学是对儒教信仰的理论论证，它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理学之后，笔者认为就再没有原创造性的儒教哲学。 关键词：儒教 儒学 儒教哲学 关于儒教是否宗教的讨论由来已久。针对已有的成果，笔者认为，应当把儒教与儒学做相对明晰的区分。说儒教是宗教，并不意味着儒学也是宗教；说儒学不是宗教，也不意味着否定儒教是宗教。 一、儒教是宗教 儒教是具有超自然神明观念的宗教。周代儒教就已经基本形成，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出现可以作为儒教最后确立的标志性事件。在商周之际，上古的巫觋逐渐演化成为宗教，最高的神明也在赏善罚恶的意义上具有了人格性，人们在祭祀中的巫术性质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对神明的敬畏，规范化的祭祀和行为礼仪，而这一切又得到了国家组织的认可，儒教便于此诞生。 在先秦时期，儒教的基本信仰元素已经基本定型，并为当时的民众所接受。如人必须遵守礼仪孝道，圣人贤哲行仁政便可达到理想的大同世界，信仰天命灾异和圣人所显示的《易》等等。总结起来，即主要为敬天、法祖。 对于英雄（圣人2）和自然灵异事物的崇拜，是古代社会的惯例，是当时民众的“常识”，儒教对此的态度是，一方面反对“淫祭”，儒教在形成时期正是通过“绝地天通”，来巩固和维护自己的信仰；而后反对淫祭是其一贯的立场，如汉代宰相匡衡，奏毁民间淫祠万所，唐代狄仁杰巡视江南，奏毁一千七百多所淫祠。但另一方面儒教对民众信仰“常识”并不完全排斥，至少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进而这些“常识”也成为儒教信仰元素的内容之一，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儒教信仰等级序列。 《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传》：“重即羲，黎即和，尧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使人神不扰，各得其序，是谓绝地天通。”通过对祭祀权的国家垄断，改变了人人祭祀，家家作巫的局面，实现了国家政权组织和儒教宗教组织的重合，而普通民众在绝地天通后，仅仅保留了有限的祭祀祖先的权利。3儒教对其信仰对象的崇拜仪式，也主要表现各阶层官员与民众的各种祭祀上，所谓“祭者，教之本也”（《礼记·祭统》），这与国家对祭祀权力的垄断把持，可以说是互为因果的。 儒教祭祀的源头，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可以找到某些痕迹。如宝鸡北首岭遗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中晚期——引者）偏上的那层路土是经过加工的，其中羼垫有料姜石、红烧土碎块，路面有的地方被烧红，并发现有大量的被火烧烤过的动物骨骼，又发现有不规则的二十多个柱子洞等，因此，这里很可能栽有木桩，是举行剽牲一类祭祀活动的场所。”4 但上古的祭祀转变成一种有理论指导，程式化的宗教行为，则发生在商周之际。“祭祀所表现的节制，在周代的祭祀礼仪中表现得最完全。正如卡西尔所说，当宗教注意力不再专限于祭品内容，而着重于献祭形式，祭祀活动就开始获得一种新的意义。”5以孔子为代表的春秋末期的儒家对其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祭有十伦：“见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差）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礼记·祭统》）。 当时统治者最为重要的职能就是祭祀，“政由宁氏，祭则寡人”（《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卫献公宁愿放弃行政权，也不愿放弃祭祀权。祭祀权确实是一个国君最为重要的权力，判别朝代更替，篡位与否，关键也是看祭天特权的转移。同时普通民众也认同统治者具有宗教职能，而且还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这种宗教观念一直保持到明清，中原地区一遇到干旱等灾情，人们就要求皇帝祈雨，若祈雨不成，皇帝往往还必须下“罪己诏”。 不仅天子有重要的宗教职能，而且各级官员同样有重要的宗教职能，这也贯穿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始终，即便是在清代，一个知县一年十二个月中至少要有一个月的时间用来进行各种斋戒、祭祀等宗教活动。至于普通百姓，也都有其明确的祭祀祖先、参加公众祈福等活动的宗教义务。违反者甚至有被处死的危险。“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礼记·王制》上说：“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祭用数之仂……丧用三年之仂。”历朝历代在各种祭祀上花费也是十分惊人的。 总之，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组织同时具有宗教组织的职能，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对各种祭祀活动的支配地位。而与此同时，被统治的普通国民也自觉不自觉地成为了儒教的庞大信众。儒教也因此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正统宗教。而我们判断儒教是宗教的最重要标准，则在于儒教的信仰对象是超自然的神明体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