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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高校行政级别现时行不通 前天，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第三次全会上，16位政协委员做了主题发言。其中，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邵鸿建议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行政与教学主从关系最需理顺 新快报：就目前情况而言，各位觉得取消高校行政级别有多大的可行性？最需要理顺的利益关系在哪？ 王则楚：目前这还没有可行性，因为还没有建立行政级别和职称级别完全对应的关系。校长可以不论级别，但下面干活的行政干部却是要求明确级别待遇的。在官本位的中国，我想，除了对终身教授可以由学校自定级别，给以更高待遇外，如果取消高校级别，对干部的交流还是有影响的，还不如提高学校行政级别为好。 要让学校不“衙门化”，关键是我们各级政府不“衙门化”！所以有人开玩笑讲，取消了“教育部”，我们的高校才能不“衙门化”。 李公明：完全没有可能，道理很简单：取消与否的决定权不在教师手里而在行政官员手里，而行政级别意味着根据明规则与潜规则他们所能享受的一切好处，要他们自己同意取消行政级别真好比与虎谋皮。 最需要理顺的是大学的行政与教学两者的主从关系，现在是教育行政官是主，教学人员只能疲于听命，由此而派生出学术腐败、效率低下、财政混乱等等现象。实际上，行政与教学当然也包含了种种利益关系，因此才会造成口头上行政为教学服务、实际上却是教学只能听命于行政的局面。邹啸鸣：取消高校的行政级别，应该说教授们支持的比例高，但作为既得利益者，大学里官员们反对的比例高。因此，政府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绝不能从利益格局的调整角度考虑改革的方向。而应该高屋建瓴，站在如何保证“大国崛起”这个高度，考虑改革的方向和步骤。 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行政化造成 新快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日前在接受媒体专访时也建议应该取消高等院校的行政级别，他说，对北大、人大这样的学校，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副部级？各位怎么看？ 王则楚：“不在乎”副部级是要比副部级更高的级别，在官本位的中国，取消行政级别实际上就是要提高行政级别的代名词。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打破“教育部”的囚笼，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分配和政策支持，办有自己特色的一流学校。 李公明：重点大学以其行政级别的差别来获得并不公平的资源分配和各种利益，这既是目前的现实，更是大学的耻辱。可怜的是我们的某些重点大学校长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是一个行政化造成社会资源分配不公平的典型。但是，这种状况也不是大学所独有的，在中国目前的社会结构中，行政级别是唯一最有合法性的获得和垄断资源的标准，牵一发而动全身，大学看来既不会愿意也难以独立实现取消行政级别。 邹啸鸣：他说的是实情。北大、人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的学生中，被录用为各级官员的比例高。而教育资源和政策支持的掌握权，也在各级官员。所以纪宝成可以这样表述，但其他的大学要想获得北大和人大这样的教育资源和政策支持，难度就大得多。 实际上，这反映的问题是：教育资源分配和政策支持都属于短缺资源，他们在各大学的分配，缺乏一个透明和公平的分配机制。 高校改革方向“去行政化”才是 新快报：民主遴选大学校长应该说是趋势所在。但是，学校党委同样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对这个问题，各位怎么看？ 王则楚：高校党委也是受制约的！大学校长遴选也不是高校民主能实现的。只有高校是建立了“校董会”制度，并且真正是社会力量办学，才能实现。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寄希望在民办高校上。 李公明：民选大学校长的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甚至50年代就有过议论，最后当然是不可能有什么结果。关键的问题是要弄清，真正的民选校长与目前的学校党委是一种什么关系，这是根本性的问题。其实，加强党在学校中的领导地位与高校民主治校和民选校长并不是截然对立的，只要学校党委的领导和民选的校长都是在宪法规定的权利与义务下履行职责，只要真正赋予教师代表大会、教授联席会议等民主机构以真正的权利，民选校长与党委领导是可以携手合作、同舟共进的。 邹啸鸣：民主是一种解决公共资源权力配置的方式。所以，政府官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才是符合逻辑的。但是大学属于非营利性的事业单位，所以无论其资本来源是政府财政还是各种基金会，校长的产生多是校董事会领导下的社会贤达人员共同决定，也未必是由被聘用的教授们“选举”产生。 高校改革的方向，我的看法未必是“民主化”，而是“去行政化”。给科研和学术研究松绑。还教授们以独立的人格和科学探究的精神，让学科建设以市场需求为中心发展。 主持人：新快报记者 苏少鑫 王则楚 （省政府参事） 李公明 (第九届省政协委员) 邹啸鸣 (铅笔经济研究社理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