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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思维方式看中国哲学与诗学的一致性关系 客观现实的经济基础对中国文化的形成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和规定。但这只是从总体上和宏观方面来关照的。也就是说，是从整个大宇宙（自然的和人文的）、大系统（物质的和精神的）去把握文化的命脉和特质的。要想真正把握中国文化系统的特质和命脉还必须深入其文化系统的内部去考察和研究。思维方式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极其重大的因素直接影响和建构着某一文化系统的特质。作为中国文化系统的子系统，中国哲学和诗学同样受其特定的思维方式的影响和规定。中国特定的思维方式规定着中国哲学和诗学的内在一致性。 思维方式主要是指人们观察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最基本最稳定的思维模式和程序。它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概念；而是实实在在地具体地历史地积淀于人类（包括总体和个体）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的，并以有意识、无意识等方式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来。它是人类在掌握世界的过程中取得独立意义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人类实践和存在的独特方式。一般说来，人类的思维方式是同步的。但具体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等都可能使其思维方式呈现出独特的文化心理结构性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就很不同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如果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去审视中西文化的特征，可以看出中国哲学与诗学内在一致性的许多特殊性。这些特殊性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中国哲学与诗学之所以能构成一致性关系的深层原因。 本来哲学与诗学是分属于不同性质相互对立的思维方式的。我们知道思维方式主要分为两大类：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虽然都具有思维方式的一般本质和功能即都是主体把握客体的方式，是社会实践方式在人们头脑中的内化，两者有其共同性；但是它们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方式，有其各自的特殊规律。（1）、从思维的手段来看：抽象思维主要是以概念作为思维手段的，并主要是通过对概念的逻辑推理、来舍弃纷繁的偶然现象实现对本质必然的概括，最终获得对事物的认识。形象思维是以感性意象作为思维手段的，并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活生生的感性形象画面的联系、变化与推移，来舍弃偶然现象实现对本质必然的表现的，最终获得对事物的认识。（2）、从思维运动的基本途径来看：抽象思维活动从事物的感性材料出发，进入理性思考的阶段时就可以脱离形象而单独依靠概念的逻辑推理来进行。形象思维活动则始终要依靠形象与形象的联系、排列、对照、推移，依靠内在逻辑联系的形象运动来进行的。（3）、从思维的对象内容来看：抽象思维的对象内容往往只是从全部社会生活中择取出的相对静态的某一方面或某一部门的生活。也就是说从个别现象中提取一般本质以直接说明某一方面生活的普遍规律。形象思维则是以活泼有生命气息的人为中心以及特定的整体的生活作为对象内容的。（4）、从思维主体的心理要素来看：抽象思维强调认识的内容要与外在事物相符合，注重客观性，杜绝主观性。形象思维活动则要始终充满着主体丰富的想象和情感等心理因素。可以说没有情感和想象就没有形象思维。（5）、从思维的结果来看：抽象思维的结果是用符号、概念、判断等抽象形式陈述出来的公式、定理（定义）、概念体系。而形象思维的结果是来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审美形象。[ 7 ] 就一般意义而言，上述对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对比也就是想说明哲学与诗学之间思维方式的重大差异。哲学属于抽象思维方式，诗学则属于形象思维方式。从西方传统观念看，两者实难一致。然而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殊性造就了中国哲学与诗学思维方式的独特性质。这种思维方式的独特性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基本方面： （一）、思维方式的整体性。所谓整体性就是说主体在把握对象时，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待某一方面；而是系统地、全局性地去把握对象。像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它部门所具有的特色一样，中国哲学和诗学也十分重视思维的整体性原则。哲学方面：中国哲学流派繁多但真正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有深远影响并成为主流的无不竭力提倡和遵循整体性原则。例如，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思维模式的、并被儒家和道家都尊为“经典”的《周易》可谓是这方面的典范。它由最基本的奇（一）和偶（--）分别代表具有普遍意义的阴和阳，又由这奇偶两个基本的元素符号演生出乾、坤等八卦，进而构筑起中国人所理解宇宙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环环相扣、卦卦相依、爻爻相待共同构成多层次、多向度的整体。诗学方面：无论是理论著作，还是具体的艺术作品都以整体性原则作为基本的准则。“意境”理论可谓中国诗学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和艺术实践准则。意境理论十分强调有限和无限的统一、个体和全体的统一，来构筑自己的诗学世界。如刘勰的《文心雕龙》就是以意象为核心遵循整体性原则仿照《周易》的宇宙模式构筑起来的诗学世界。再如“气韵生动”作为造型艺术作品的基本准则也强调整体性原则，认为有意境充满宇宙生命之气的作品才是“神品”、“妙品”。 （二）、思维方式的主体性。所谓主体性是指思维的对象主要是以人自身及其人的意识的意向性活动为中心的。对主体的特别关怀使中国文化传统明显地区别于只重探讨纯粹自然的“客观主义”和关注彼岸世界的上帝或神的宗教主义。中国哲学和诗学都能很好地显示出这种人学的特征。哲学方面看：人生论一直是中国哲学的中心部分。“中国思想家多认为人生的准则即是宇宙之本根，宇宙之本根便是道德的表准；关于宇宙的根本原理，也即是关于人生的根本原理。所以常常一句话，既讲宇宙，亦谈人生。”[ 8 ] 诗学方面更是如此。虽然有很多写山写水写鸟虫瓜果等自然事物，但决不是单纯地为了写而写，其目的是为了借景抒情、以物拟人，展示人的存在境遇。因此，在中国，为艺术而艺术的学派总是没什幺市场，长期处于疲软状态。为人生而艺术学派则是一片红火繁荣的景象。“不学诗，无以言”（孔子语）就强调艺术不只是人的自然的现实需要，而且是人的本质的需要即存在的需要。 （三）、思维方式的体验性。所谓体验性是指思维的主体在把握对象时，不太注重概念分析、逻辑推理和论证；而更多地强调那种“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的内在心灵的情感感悟活动。体验性中内涵着直觉性和超越性。直觉性是指直接进入对象内部获得体味。如哲学方面有所谓的“感应”，强调人心具有交感万物的功能，“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 9 ] 诗学方面的“感兴”范畴也注重人心与万物的沟通。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描述了“感兴”的情状，说：“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关键将塞，则神有遁心。”[ 10 ] 超越性是指在体验活动中时间感和空间感的消融或统一，来往于古今、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如老子的“道”、庄子的“物化”、《周易》的“太极”、宋儒的“理”以及王阳明的“心”等都具这一性质。诗学方面如“意境”、“韵”、“象外之象”、“神思”、“妙”、“气”等具有一种超越性。这里，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出，“体验”不只是情感的、心理的体验也不只是人生的旅途的体验，从本质上说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形而上的体验”。这种“体验”就是超越性的或本体论的体验、也就是沉思。这种沉思也是对人的终极关怀的一种表征。 （四）、思维方式的模糊性。模糊性与体验性是密切相关的。体验性是主要方面，模糊性是体验性的具体表现形式。由于体验的流动性、意向性和不明确性等特色，因此关照对象、建构理论的思维方式表现出极大的模糊性。所谓模糊性主要是指在把握对象时，注重对象的现象描述和多侧面灵活性地展示。从语言学角度看这种模糊性是指“所指”与“能指”所具有极大的不一致性。这一特性与西方传统文化中注重逻辑思维的精确性是格格不如的。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中国哲学和诗学的理论体系建构、诸多范畴命题的界定等方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象西方那样有着逻辑严密、概念明确、体系完整的理论体系。中国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哲学还是诗学体系）不太注重范畴、命题的精确性。如中国哲学和诗学的最基本的范畴“道”就具有极大的模糊性。不同的学派、不同的体系以及不同的作者等对“道”会出现不同见解和阐释。儒家的“道”就有别于道家的“道”。诗家也是如此。刘勰的“道”就不同与韩愈的“道”。同是刘勰的“道”也有不同的含义。既有儒家的人伦之“道”，又有《易传》中的阴阳变化之“道”，也有道家的自然之“道”，还有佛家的彼岸之“道”。正是这种模糊性使中国哲学和诗学具有了自己的品格和一致性。 从思维方式的整体性、主体性、体验性、模糊性等几个最基本方面，对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问题的阐述表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直接规定着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系。这一研究的展开和深入对我们更好地把握中国哲学和诗学的特殊性质具有较大的学理价值。 综上所述，中国哲学与诗学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有很大的研究价值。我们这里只是从宏观方面（经济基础和思维方式）对其内在的一致性问题进行了把握，很多关键性的实质性的问题还未能真正展开和深入。因此，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和研究两者之间一致性关系的具体的规律性，还有待于学界同仁们的共同努力来完成。 注释： [ 1 ] 参见[意大利]维柯《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5月第一版。“第二卷 诗性的智慧”。 [ 2 ] 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台湾：三民书局1984年7月第三版，第37页。 [ 3 ] 参见《周易正义·系辞下传》见于《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版。 [ 4 ] 参见庄周《庄子·齐物论》。见于《二十二子》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缩印本。 [ 5 ]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第76页。 [ 6 ]钟仕伦的《体验美学的体验》为皮朝纲的《中国美学沉思录》一书作的代序，见该书第4——5、5、8页，四川民族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 [ 7 ]关于“抽象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曾参考过童庆炳主编的《文学概论》（修订本）第306——309页的有关论述，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修订版。另外，关于“思维方式”的有关问题曾参考过蒙培元主编的《中国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一书，获益匪浅，深表谢意。 [ 8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8月第1版，第165页。 [ 9 ]《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见于《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版。 [ 10 ]刘勰《文心雕龙〈神思篇〉》。见于周振甫译注的《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