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中庸之道要求通权达变，因时、因地、因体制宜行事；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富於灵活性，与时俱进的决策之道。 “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无过无不及的中，得之不易，但不会一成不变，随情况变化而随时变化。孔子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章句》）“时中”，就是因应不同时机，揆情度势以求中。齐人有言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兹（原文有金字旁，音zi）基（田器也），不如待时。”（《孟子·公孙丑上》） 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指出，对於革命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 孔子说“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就是说人处在富贵的地位就按富贵者的情况行事，处在贫困的境地就按贫困者的情况行事，处在不开化的夷蛮之地就按夷蛮的情况行事，处在患难的境地就按患难中的情况行事，一切都要脚踏实地，从实际情况出发。 禹、稷三过其门而不入，苟不当其可（如果不通权变），与墨翟“兼爱”极端无异；颜回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苟不当其可，则与杨朱“为我”（唯我）极端无异，都不值得赞美和效法了。古礼有男女授受不亲之说，有个死脑筋的人问孟轲“嫂溺（落水），则援之以手乎？”轲曰“嫂溺不援，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在教育上，孔子曾给予子路和冉由相同的提问以不同答覆。因为子路保守，孔子着重鼓励；冉由激进，则强调求稳。在要不要做官的问题上，孟轲有句话“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知夫子者也深矣。 治世大赦谓得中，乱世用重典亦为中。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发展变化。英国着名诗人雪莱写过一句貌似悖论的警句“唯一不变的就是变”。所谓中，即中庸决策的答案，当然要随时间和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贯彻中庸之道，做什麽事情都要从实际出发灵活应用，见机行事，不应拘泥於某种主义、教条而固步自封，不敢越雷池一步。执中而不知权变，犹“执一”也。孟轲称“执一”为贼道，举一而废百也。 此言“道之所贵者中，中之所贵者权”也。 从以上“允执厥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以及“所贵者权”（君子时中）四条纲领可见，中庸之道是一种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追求最佳效果的科学方法论。其特点为反对走极端，主张在异见、对立之间寻求协调统一，找出对各方统筹兼顾，具有宽大包容性和广泛满意度的黄金中道，体现了和平理性、稳步渐进、损失最小、收效最大，以实现调谐为目的的优化决策路线。 中庸决策路线在社会政治实践中，不能指望得到象微积分习题或工程设计计算那样精确度的解答。由於人们认识上的局限性和复杂事物难以预测的变化，使得社会科学意义上最好的中，也只能是数学观点上的近似解，而且难免偏差以至错误。但是如果一旦建立一种不断求中的机制（而非一时一事侥幸取胜），具备了自我完善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就像以理想的“中”为中轴线，那真实决策好比在这根中轴线上下左右围绕行进的收敛曲线，其偏离和时滞不至於太远太久，万变不离其“中”了。 在社会生活实践中，中庸之道讲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极难的。《中庸》有言：“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情况经常是，“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聪明人容易过头，愚蠢者往往不足；好人容易过头，不肖者容易不足）因此，“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人们已经好久做不到了）！”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作为极高明的方法论，象是一株芳美冠世的奇葩，只有在适宜的气候环境中才能持续茁壮成长。在人际关系和社会政治领域，有了仁做指导思想，还要运用中庸之道作为方法论，制订出合乎仁的行为规范，即礼（包括法）。有了仁为思想基础，有了合乎仁的礼为保障，在两者互为表里所酿造的气候环境条件中，中庸之道方能得其所哉，大行其道，进入万变不离其“中”的佳境。没有仁和礼的相辅相成和反馈作用，就社会政治决策领域而言，中庸之道持之以恒之难，莫非“难於上青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