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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教慈悲观和孔子仁学观在伦理道德导向的不同之处 1、佛教慈悲观和孔子仁学观各自阐发的角度不同。 佛教的慈悲观是佛教关于佛教徒修行过程中所持的基本观念。它的理论基础是佛教的缘起性空论，它所阐述的是，佛教徒对于众生解救的义务和对世界的基本看法。因此，佛教的慈悲观，是基于佛教世界观基础上的对于自身修行所持的根本观念，一方面，它在总体上指导佛教徒的修行实践，如大乘佛教的基本教义就是“慈悲济世，拯救众生”，另一方面，它又具体体现在佛教徒修持的许多教义和戒律上，例如，作为通戒，慈悲观表现为：“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作为大乘佛教的具体修行教义，慈悲观念集中体现在“四摄”、“六度”上，“四摄”即发“四无量心”，即慈无量心、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六度”指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孔子的仁学观，是立足于儒家的人本思想，构筑关于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理想的学说，他从中国古代宗法伦理的角度，阐述“仁德”的内容，构建了将“仁德”推行于家庭、国家、社会的政治理想，从而形成以“仁学观”为核心的儒家思想。 2、佛教慈悲观和孔子仁学观各自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佛教慈悲观，要求佛教徒在修行的过程中践行慈悲济世、拯救众生的义务，也就是自觉觉他、自利利他，最终都获得彻底的解脱，到达长、乐、我、净的涅槃境界。孔子仁学观所追求的是，要求君子仁人践行仁道，成就仁德，进而推行仁政于天下，以仁德治国，实现仁爱、和平、和谐相处的大同世界。 3、佛教慈悲观和孔子仁学观各自在实际修行中的具体操作不同。 佛教强调慈悲与智慧的结合是解脱之道的两大环节，也是大乘菩萨德性的两个方面。慈悲是在践行上要求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智慧是在认识上要求证悟宇宙、人生的真谛。悲智结合，悲智双运，为解脱成佛的正道。大乘佛教把“戒、定、慧”三学的戒学、定学，归结为慈悲，将慧学归结为智慧。“六度”中的前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也被定为慈悲之度，最后第六度智慧即是智慧之度。大乘佛教，尤其中国佛教对慈悲理念的践行主要侧重于布施和不杀生两个方面。小乘佛教的布施有两种：一是“财施”，二是“法施”。大乘佛教在此基础上又增加“无畏施”，给人增强无畏的信心，使之面对茫茫人生之苦而无所畏惧，在修持解脱的漫漫长途上勇猛精进。大乘佛教还将布施与慈悲教义联系起来，用以济世利他，普度众生，把布施的对象扩大到遍及一切有情（众生），并把它纳入“四摄”和“六度”之中，且居于两者之首项，这就表明，布施是大乘佛教道德修养与解脱修持中最重要的善行。不杀生是佛教“五戒”的首戒，指不杀人，也指不杀鸟兽虫蚁，还指不乱折草木等，表现了对一切生命体的尊重，也体现了佛教戒律所包含的慈悲的本质特性。 孔子的仁学观，在具体的实施方面，首先是确立了君子的理想人格，以仁德为核心，具体表现在“仁者爱人”“，仁者人也”的思想落实上，仁德包含了系统丰富的内涵，如“知、仁、勇”，“恭、宽、信、敏、惠”等等。其次，孔子要求君子在日常生活中践行仁道而须臾不能间断，“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同时，强调君子要坚守初衷，不忘使命，弘扬仁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泰伯》）再次，孔子提出君子必须以“礼”作为修行仁道的行为规范，以“礼”作为建设理想社会的基本准则，所谓“克己复礼为仁。”（《颜渊》）最后，孔子寄寓君子仁人，利用“亲亲”原则，将仁德推行于天下，施行仁政，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世界，“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季氏》）这正是孔子对于大同社会的美好幻想。 4、佛教慈悲观和孔子仁学观各自在对中华民族道德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同。 佛教慈悲观作为佛教的根本教义，随着佛教的普遍弘扬，对中华民族道德的形成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佛教的慈悲观弥补了孔子仁学观的局限，大大开阔了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视野，提升了国人的博爱境界。佛教的慈悲观，是一种彻底的博爱观，它关注的是一切有情众生，即一切生命体。对于众生的慈悲观念，体现在对众生的平等相待、关爱同情、拔苦与乐、修行证悟上，它要求佛教徒在修行的过程中，自始至终都要以实际的行动解救众生的苦难，帮助众生了悟佛法，最终获得身心的彻底解脱，虽然这是一种宗教行为，但是在阶级社会，这种宗教行为，却吸引了处于深重苦难中的人们来普遍信仰，对于人们获得精神慰藉，确立理性的生存观念和道德观念，产生了无法估量的作用。二是佛教的慈悲观，使国人认清了孔子仁学观的不足和缺陷，对于修正儒家伦理道德的不足起到了积极作用。孔子的仁学观，是为仁人君子构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体系，它以中国古代的宗法制“亲亲”原则为指导，带有浓厚的等级观念，在社会稳定时期，易于为统治阶级作为世俗教化的工具，但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其作用就表现得无能为力。相反，佛教的解救众生出离苦难的慈悲观念和英勇无畏的救世精神则会发挥出巨大的作用。三是佛教的慈悲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促进了佛教慈悲观在国人心性道德修养体系中的确立。 孔子的仁学观，以“仁爱”、“仁德”、“仁道”、“仁政”，构建了具有人本主义思想的伦理道德体系和社会政治理想，贯穿于其中的是从中国上古社会延续至今的仁爱的人文主义精神，体现在诸多方面，例如，具有仁爱之心、成就仁德修养的志士仁人，将仁政推行于天下的圣君明主，以及体现在社会礼仪和法度方面的儒家教化，这些，对于构建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塑造民族心理，造就民族精神和民族品德，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孔子的仁学观富于人文精神，具有开放包容的合力和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所以数千年来，吸引着无数的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来为之奋斗，并且不断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仁学观，形成了凝聚民族力量的强大思想资源，使中华民族能够经历千难万阻而勇往直前，生生不息且源远流长。 以孔子的仁学观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在统治阶级和士人阶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且随着统治阶级的大力提倡和推行，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生活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组成部分。而以慈悲观为核心的大乘佛教，以其慈悲济世、自利利他、拯救众生的博大情怀成为中国士人和下层民众殷切向往的宗教道德信仰，同时也成为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辅助工具，虽然佛教的慈悲观是建立在缘起性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之上，但是它所包含的一切众生平等的观念、拔苦与乐的利他观念，勇猛无畏解除众生苦难的救世观念，也为历史上无数的中华儿女所吸收，成为中华民族伦理道德建设中的积极成分，进而成为民族精神和民族品德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使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更具丰富的内涵，并且，也提升了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层次和境界，使之与儒、道融合，共同构成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总之，佛教慈悲观和孔子仁学观在历史上相互激荡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和吸收补充，对中华民族伦理道德的发展起到了建设性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