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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昔之贤哲中，王夫之是一个自觉地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观察社会、认识历史的人。他说：“盖尝上推数千年中国之治乱以迄于今，凡三变矣。”(《读通鉴论·叙论一》)是哪三变呢？“天地之数，或三或五，三百年而小变，千五百年而大变。由轩辕迄桀千五百年，禅让之消，放伐变之。由成汤迄汉千五百年，封建之消，离合变之。由汉迄祥兴千五百年，离合之消，纯杂变之。”(《黄书·离合第七》)这就是说，由禅让变封建，由封建变离合，由离合变纯杂，是为三大变。他还由三大变推出中国历史发展经历的四大阶段，即：从人类之始到“禅让之消”为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主要特征是禅让，时间从轩辕至夏桀止，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原始社会；从封建之始到“封建之消”为第二阶段，即从成汤立国至秦统一这一时期，其主要特征是封邦建国制度，上上下下全面实行分封制；从“封建之消”到“离合之消”为第三阶段，即由秦统一开始至南宋祥兴年间，其基本特征是一离一合、一治一乱的交替；从“离合之消”也就是从元朝开始进入第四阶段，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政权交相为治。这样，在他看来，中国社会的演进基本上是按照每隔一千五百年发生一次大变这样一种阶段性发展变化前进的，一共经历了禅让时代、封建时代、离合时代与纯杂时代四个发展阶段。 王夫之认为，禅让时代的君主之位不是靠暴力而是由人们推举的，是人们按照品德威望的高低以民主的形式推举出来的，王位的传承是以贤传贤，于是形成一代代的禅让制度。“五帝、三王之大统”的相互禅让是这个社会的本质特征，是公天下的表现。“时则上古，人则圣人，在位者则皋、夔、稷、契，而后舜、禹之受禅，天下归心焉。”(《读通鉴论》卷三十)公天下的时代物资贫乏、文明程度很低，王夫之说：“中国之天下，轩辕以前，其犹夷狄乎！太昊以上，其犹禽兽乎!禽兽不能全其质，夷狄不能备其文。……所谓饥则呴呴，饱则弃余者，亦植立之兽而已矣。”即便轩辕之后，也是“衣裳未正，五品未清，婚姻未别，丧祭未修”，“rr獉獉，人之异于禽兽无几也”(《船山全书》第十二册《思问录·外篇》)。在成汤立国以后，中国开始由公天下向私天下或家天下转变，封诸侯，建藩国，行世袭，食采邑，确立了封建制度。“封建之天下，天子仅有其千里之畿，且县内之卿士大夫分以为禄田也；诸侯仅有其国也，且大夫士分以为禄田也。”(《读通鉴论》卷五)建立在宗法制度下的国家政权，按照宗法血缘关系的亲亲尊尊原则，分封子孙后代，共同拱卫天子。王夫之将商王朝作为封建之始，而不是夏，是因为他所能接触的上古社会的资料非常缺乏，但他能够抓住“封建”这一本质特点，是值得肯定的。秦汉以后，中国历史再次发生变化，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官吏选举代替世袭，中央集权的大一统代替分封的天下共主制，“郡县之天下，统中夏于一王”(《读通鉴论》卷三)，天下国家在一离一合、一治一乱之中变化，王夫之称之为离合社会。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一治一乱，亦即一离一合，“天下之势，一离一合，一治一乱而已……三代而下，吾知秦、隋之乱，汉、唐之治而已；吾知六代、五季之离，唐、宋之合而已”(《读通鉴论》卷十六)。由南宋末蒙古族入主中原以降，中国历史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替统治中变化，王夫之称之为纯杂社会。“靖康之祸，延乎蒙古，凡二百余年，至洪武而始定。”(《读通鉴论》卷十一)其后则是清入关灭大顺政权，继明统治天下。一纯一杂，相互交替。“夷狄之势，一盛一衰，必然之数也。”(《读通鉴论》卷二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