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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从“五四”以来，基本形成了一种“三分天下”的思想文化格局，而今这三者都在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走向“共同的传统”。 经常说，我们“腹背受敌”。我们因袭着传统观念的文化负担；同时，我们又遭遇着后现代的文化冲击。但无论如何，我们最基本的历史任务，仍然是“走向现代性”。然而“现代性”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对此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在我看来，现代性乃是一个民族性问题。譬如，西方的现代化是如何实现的？他们正是通过观念的现代化，首先认同他们自己的“二希”（古希腊、希伯来）文化传统，而后再进行一种现代性的转换。所谓文艺复兴，就是认同和转换他们的古希腊文化传统；所谓宗教改革，就是认同和转换他们的希伯来文化传统。而自“五四”以来，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屡遭失败，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是因为他们反其道而行之，要“打倒孔家店”，要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他们完全不懂得一个道理：民族性乃是现代性的一个基本涵项。 这里的“民族”，准确地说是“民族国家”，乃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不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必须承认这一点。这个“民族”，不仅是理解中国近现代史、而且是理解整个世界近现代史的一把钥匙。由此可以理解当前大陆儒学复兴运动的由来：现代性的诉求必然寻找民族性的表达。 所以，我认为，在复兴儒学中，我们要警惕、坚决反对两种倾向：第一，全盘反传统、全盘西化的自由主义的倾向。第二，儒家原教旨主义的倾向。 我们今天谈“公民道德”问题，首先应该问一问：儒家在过去任何时代里所建构的所有具体的、因时而异的道德规范，都必须全盘继承吗？这是没道理的，也是行不通的。有的儒者在“政治儒学”这个层面上，试图重新请出一个皇帝来。这怎么可能？甚至有些荒诞！何况，这也违背孔子提出的“礼有损益”的原则。 在我看来，作为形而下学的道德规范的领域，在今天是必须予以重建的。社会规范的领域，在儒家的话语中叫做“礼”。我们知道，孔子主张“礼有损益”。那么，礼是凭什么来“损益”的呢？是根据“义”的原则来损益的。那么，“义”又是什么意思呢？在儒家的观念中，“义”有两种基本的含义：其一是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自“仁”，来自“恻隐之心”、“不忍之心”的生活情感。这就是孟子所建构的“仁—义—礼—智”的观念序列。其二是时宜性。古训的通常解释就是：“义者，宜也。”这种“时宜”，《周易》中解释为“顺天应人”的“时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因此，作为形而下学领域的道德规范，是必须要予以合乎时宜地重建的。 在我的构想中，“生活”这个词语完全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概念，甚至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以概念的方式来理解生活，那就是老子讲的：“道可道，非常道。”生活不是一个实体，不是一个存在者，不是一个物。生活就是存在本身。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表达：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 对于这样一种生活，我们只能用诗性的语言来言说，所以，孔子特别重诗，说：“兴于诗，立与礼，成于乐。”这里，首先是诗。我们的修养一定要从“诗”开始，因为诗乃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情感的显现。所以，说到公民道德教育问题，在儒家看来，可以说：礼教不如诗教，道德教育不如情感教育。 这种最本源的情感，首先就是儒家所讲的“仁”，也就是“爱”。众所周知，儒家传统的核心思想，就是“仁者爱人”。每个人天然地就会爱，只不过往往被“物蔽”、“茅塞”了。然而，爱是什么呢？爱不是“什么”。爱不是个东西。爱就是存在本身，也就是“无物”，也就是“无”。人天然就是有情感的，会爱的，这就是他的“良知良能”。这种纯真的、真诚的情感，乃是生活的显现。 因此，儒学的重建，首要的就是：回归生活。然而，生活本身在显现着。生活本身显现为各种各样的生活样式。这也就给出了历史、文化、社群的可能性。历史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历时性显现样式，正如文化只不过是生活本身的共时性显现样式。所以，今天儒学的重建，首先就是要顺应今天的生活样式，即中华民族的民族性的、现代性的生活样式；否则，儒学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我们今天所要弘扬的儒学，绝不是历史上现成的某家某派的儒学，因为那是没有时宜性、正当性的，而是重建的儒学。我们首先要回到源头上去，回到生活本身，回到最基本的生活情感、仁爱本身。只有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学，才能顺应我们今天的生活样式，才能既避免全盘西化派的倾向，也避免原教旨主义的倾向，才能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作者：徐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