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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是：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这句话被很多人所推崇，但是对于这句话的深意并不是所有认同这句话的人所能够体认的。季老这句话的真正深意是鼓励说真话，在这句话里，有季老对自己的深刻反省和对时弊的批评。这也可以从他晚年对“士”和“侠”精神的信奉中看出来。 一、季羡林先生认为，经过“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虽提高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但人的独立思考、保持自己主见的“士”精神被泯灭了 季羡林先生对解放后的思想改造运动，有自己的认识。他认为，一方面，通过思想改造运动，大多数知识分子提高了一些认识，觉悟有所提高，但是另外一面，也有反面作用，那就是把人独立思考的、保持自己主见的“士”精神泯灭了。在他看来，“士”不简单是知识分子，而是知识分子里面敢于说话的人，敢于保持自己独立见解的人。他反省说，自己通过思想改造运动，也形成了惟上是从的习惯，表现为对1958年的大跃进的盲目认同，几乎对亩产几万斤，甚至于十几万斤没有丝毫怀疑。 1956年初，季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我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看法》一文中，在对国家前途问题的认识上也盲目觉得很快会实现共产主义，“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就在不远的眼前”。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所谓应景的文章中，季先生还是保持了自己说真话的权利，他批评说：大家都不重视理论研究了，这是不好的，完全不是批判的本意。进行科学研究工作一定要有时间。今天我们的科学研究时间太没有保证了。希望领导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同时，我也希望我们知识分子同志们自己尽量争取时间，善于利用时间，并且努力提高自己，发挥自己的潜力，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便在伟大的国家建设工作中，尽上一个知识分子所能尽的责任。 “文革”刚刚结束，季先生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他说：“我的确活下来了，然而一个念头老在咬我的心。我一向信奉的‘士可杀，不可辱’的教条，怎么到了现在竟被我完全地抛到脑后了呢？我有勇气仗义执言，打抱不平，为什么竟没有勇气用自己的性命来抗议这种暴行呢？我有时甚至觉得，隐忍苟活是可耻的。然而，怪还不怪在我的后悔，而在于我在很长的时间内并没有把这件事同整个的‘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的‘革命’。可见我的政治嗅觉是多么迟钝。” 二、季羡林先生晚年主张“士”不简单等于知识分子，这种看法来自于他对父辈的回忆和对中外文化的比较 在对自己的反省中，季羡林先生多次认为自己违背了“士可杀，不可辱”的信条。晚年，他多次强调了自己对中国的“士”和“侠”看法，主张“士”不简单等于知识分子。这种看法的形成，起因于季羡林对父辈的回忆和对中国文化的理解 季老的父亲叫季嗣廉，乐善好施，仗义疏财，侠气十足。季羡林的叔父闯荡到关东以后，那里正在发行湖北水灾的赈灾奖券，叔父用腰包里仅有的一块银圆买下，结果中了头奖，得了3000块大洋。这3000块大洋是个了不起的数目，叔父和父亲商议，要荣归故里。农民炫耀财富最好的办法，是盖房子和置买土地。父亲买到60亩上好的水浇地，高价买进砖瓦，盖了三合院的大房子。 当时农村一般是5天或者10天一个集，父亲逢集必赶，到集上，中午时分，他拿出钱来谕告：今天来赶集的午饭，我请了。当地的绿林好汉去赶集，他们也在被请客的范围，在绿林好汉那里，季七爷（父亲排行老七）有好名声，属于仗义疏财的人物，和“侠”同类。很快，叔父拿到官庄的钱，被父亲挥霍一空。请客没有钱了，父亲便开始卖地，一边卖地，一边赶集请客不误。地卖完了，开始拆房子，以贱价卖出高价买的砖瓦。最后季羡林的家，到他出生的时候，土地就剩下3分地，房子就剩下西屋了。一辈子没有挣钱，只会花钱，在农村叫“败家子”。季先生的父亲就是这样一个败家子。败家子也有败家子的好处，父亲把家产挥霍的结果，是把季羡林家造成了贫农。这个贫农身份在“文革”当中对季羡林起过一定的保护作用。 除了父辈对自己的影响，季羡林小时候还读过不少武侠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之类，对侠客的侠肝义胆非常佩服，自己身上也沾染了一定的侠气。 1958年参加亚非作家会议，季羡林从塔什干回来，在内部作了一个讲话。季羡林回忆，会上让他敞开来讲与会情况。季老讲的主要是苏联。因为当时无法直接去塔什干，必须得到莫斯科转机。他就在莫斯科留了几天，参观了“五年计划”。季老就是讲了一点关于“老大哥”的实话，主要是苏联老大哥不是我们吹的那样。结果后来就被抓辫子了。还是一篇小文章救了季羡林，《塔什干的一个小男孩》。在塔什干开会期间，季老和一个苏联国籍的小男孩成了朋友，并在这篇文章里，赞美了这个小男孩。季老就又被断定对苏联只有爱，没有恨。 由于从父辈继承的侠气基因，季羡林先生对上世纪50年代发生的对陈寅恪和胡适的批判，坚持不参加，保持了沉默。“文革”结束以后立即发表《为胡适之说几句话》，为胡适说了一些公道话。而“文革”当中的学生考教授事件，季羡林则拒绝参加，不去“应考”。 三、季羡林认为，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是西方文化里没有的，就是“侠”和“士” 2007年6月18日金庸先生拜访季羡林时，和季羡林一起探讨了“侠”，他们认为：“中外‘侠’的含义是很不同的。中国的侠下面是两撇，是两个人打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对的，但是西方觉得强的可以欺负弱的。” 季羡林认为，在中国词汇里有两个字是西方文化里没有的，就是“侠”和“士”。中国的士很不简单，就是不畏强暴，坚持真理。士可杀，不可辱，祢衡骂曹就是中国的“士”。季羡林钦佩两个人，文的是梁漱溟，武的呢，是彭德怀。他们两个的特点，就是敢顶嘴。实际上，季羡林跟彭德怀没有什么关系，就是佩服他的直言。 在季羡林的眼中，中国的“士”是任何语言都翻译不了的，而“士”又跟中国的“侠”有联系，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优秀民族精神的一部分。“侠”的心中有一个是非观，看见不是，不对的，他就起来抗拒。这也是中国“士”的一个特点。季老想研究研究，外国语言有没有办法翻译“士”，他发现现在翻译成知识分子，也是不能很好说明“士”的含义。“士”是知识分子，但并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季先生指出，“士”是知识分子，但要叫中国的知识分子，加中国这两个字，跟一般知识分子不一样。因为中国人对“士”的要求，不单是学问，还要有骨气，要有硬骨头，而西方人绝对不提倡。“士”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统。季老的理想是把“士”和“侠”结合起来做人。 作者：蔡德贵（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