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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 ist am Ende das Geschaeft der Philosophie, die Kraft der elementarsten Worte, in denen sich das Dasein ausspricht, zu bewahren. ――Heidegger 本文旨在界定一种我暂时称作语词移植的现象，并考虑这种现象对当代中国哲学的可能影响。 一 中国历史上有两次翻译高潮，一次是东汉以来的佛经翻译，到唐朝达到高潮，一次是明末以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后的“西学东渐”。相比之下，第二次的规模和深度远非第一次可比。第一次主要集中在佛经、佛学，第二次是全方位的。第一次翻译大潮虽也对中华固有文明形成某种冲击，但中华文明的主体性没有被动摇，第二次翻译大潮则远不止于文字思想方面的引进，而是偕同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的全面改观铺天盖地而来。 “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这两次翻译大潮的一个结果是：汉语中出现了大量的“新言语”。新词中一部分是外来词，例如第一潮中涌入的涅磐、菩萨等等，第二潮中涌入的咖啡、沙发、拖拉机、沙龙、引擎、浪漫等等，以及其他零零星星引入的葡萄、琵琶等。 日常使用的外来词多半是自然品类和器物的名称。当然也有一些观念词。人们常提到涅涅磐、〔□我的字库里找不到真正的niepan，〕浪漫、逻辑等。我的朋友简宁提到，像菩萨这样的外来语，可能展示出精神生活的一种新式样，菩萨心肠里那种悲天悯人的韵味用仁、慈、仁慈都不能完全表达出来。 外来词往往携带某种异国情调。布拉吉比起连衣裙来似乎更特指，更多外国味。在第二大潮中，外国的事物和观念还携带着一种文化优势，造成语言文化研究者所称的“崇尚外语的倾向”。夷变成了洋。外来语洋腔洋调，不仅带有异国情调，而且带有某种优越感。商品、店铺的名称是显例。据克里斯特尔说，这种情况在日本最为突出。2克里斯特尔的书〔第二版〕出版于1988年。今天，也许他会把中国算作同样突出的例子。Outlet是个灰头土脸诗意的词儿，一旦在商城外写上奥特莱或澳特来，就像是什么外国名牌店了。中国国产的商品，也往往标上“圣里奥”之类的“外国名字”。外来词的异国情调和优越感随着时代的变化散发着不同的气息。布拉吉、苏维埃、娜塔莎、莫斯科，合起来是一幅图画，从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一直到五、六十年代，让两三代青年产生一种特别的情怀。奥特莱、罗马假日花园、威尼斯餐厅、派对，形成了另一幅图画，适合九十年代以后的青年。 另一部分新词是新造出来的词，如第一潮中出现的世界，第二潮中出现的哲学、细胞、消极、具体、代数、方程、平行线、直角、企业、警察、电脑。汉语的一个特点是，用单音汉字组合成双音新词〔以及少量多音词〕是相当便利的。例如，汉语里原本没有哲学这个词，但哲和学都有明确的意义，合在一起成一个词，多多少少也可理解。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主要不是从合成词的两个汉字来理解哲学的，而是把它直接理解为philosophy的译名。 比新造出来的词更值得注意的，在我看来，是第三种词。它们是汉语里原有的词，但用它来翻译某个外文词后，我们逐渐不再在它们原有的意义上使用它们，而主要在它们用来对译的外文词的意义使用它们，这些词原有的意义反而被掩盖了。〔它的主要语义逐渐等同于或近似于用它来翻译的那个外文词的语义，〕例如革命，早在尚书中就出现了，但如今说到革命，意思是revolution。我从网上一篇文章中读到，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党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经济也是这样的词，经济这个词古已有之，后来用它来翻译economy，可古汉语中的经济，和外国话里的economy意思并不相同，而到了今天，这个词主要用在economy的意思上，不再意谓古人所谓的经济。再如经验，经验这个词早在《搜神后记》中既已出现，当时这个词的意思主在验证，与今天的经验概念不同。此后经验这个词又滋生出灵验和亲身经历两种意思，仍然不同于今天的经验。今天的经验一词，是我们追随日本人用来翻译experience的。3据我初步考察，今天在论理文章和日常话语中用到经验，都是在新的意义上使用，没有在经验的原义上使用的。最后再举社会一词为例，这是汉语原有的词汇，但现在我们都把它理解为society的译名。有趣的是，用它来翻译society之后，汉语中原有的社会一词所表示的意思，现在大致改用会社来表示了。举凡经济、文化、物理、几何、因果、真理、社会、宗教、选举、组织等等，皆属此类。除了这些典型的移植词，还有一批语词，似乎也可视作准移植词，例如宇宙、上帝、形而上学、事实。〔□还待考察的。政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