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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的美国，研究性大学学术自由的基础――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形成的师生学术共同体，经受住了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却在1960年代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中面临破裂的危险。1969年，激进的黑人学生在与康奈尔大学的对抗中使用了枪支。黑人学生达不到学校的学术要求或不遵守校纪可不可以被开除？几个星期前，教师会议刚刚否决了黑人学生的要求，但在枪口的威胁下，全体教员又以压倒多数票表决赞成对这些要求让步。当时在康奈尔任教的艾兰•布鲁姆可以忍受学生的激进，但却不能忍受教授的怯懦，他在《闭塞的美国心智》一书中写道：“有少数学生发现嘴上大谈学术自由的高傲的老师，只要受到轻轻的压力，就会变成会跳舞的狗熊”。“这些学生发现，老师们并不真的相信思想自由是好的、有用的，他们认为这—切可能只是用来保护我们‘制度’中的诸多非正义的一种意识形态，给他们施加一些压力，他们对企图改变这个意识形态的暴烈行为的反应就有可能软化。”在布鲁姆看来，教授的怯懦实际上告诉学生：世界上本无真理这回事，所以也就不必捍卫真理；教授的行为等于印证了一些黑人学生的指控：学校以学术或纪律理由开除黑人学生，只不过是以学术自由的幌子要掩盖白人种族主义者对黑人的压迫。如果所有号称的真理被证明不过是意识形态，那么那种号召师生一致去追求真理的理念便成为可笑的欺骗。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学又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也许许多教授能够经受来自权力或金钱拥有者对学术自由的威胁，但如果同样的威胁来自一无所有的学生或群众，他们便不知如何是好。布鲁姆在这本书中详细分析了民主社会中高等教育危机的表现和思想根源。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布鲁姆对美国高等教育失败的估计（布鲁姆《闭塞的美国心智》的副标题是“高等教育如何导致了民主的失败，如何导致今日大学生心灵的枯竭”）。Henry Rosovsky在1973至1984年间曾担任哈佛文理学院院长一职，1991年，他出版了给大学中的三种人——学生、教授和管理者写的手册：《大学：所有者手册》（中译本名为《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对美国高等教育在二战后的发展作了乐观得多的估计。 但是，Rosovsky也同意，大学作为一个师生自愿加入的社团，并不是所有的事都要用更为民主的方式解决。比如1969年哈佛在黑人运动的高潮中成立美籍非洲人文化中心的时候，在学生的压力和威胁下，教师们投票表决在12个规划委员会成员中，安排6名学生，其中3名必须由非洲和美国黑人大学生协会推选。而规划委员会的工作传统上是终身教授的职责。学生参与的结果是学术过程的泛政治化。这种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作为一个经济学教授和11年的大学管理者，Rosovsky告诫，无论如何大学仍然是一个探究知识的场所，在大学的管理中，只有有知识的人才有资格拥有较大的发言权。 这里的知识不是指一般知识。“学生关于要由民主党或共和党在华盛顿执政的意见，与他们的教授们的意见依法同样有效。在设备维修部门工作的雇员，应该比教授更懂得对房屋的维修。大学的校警可能最了解犯罪活动。那么当然，广大校友则体现了最重要的大量知识，既包括一般知识，也包括专业知识。这些学人所缺少的(某些个别校友除外)是关于大学主要使命——教学和研究——的专门知识。学生之所以到学校来，是由于他们缺少知识和希望获得知识，而且在大学教职员中则可以找到有专门知识的人。”“关于教育问题的最后结论，最好留待那些手中握有专业资格证书的人去作：即留待那些经过长期实践、并已由他们的同行根据充分的证据证明能在教学和科研中完成高质量工作的大学教授去作。”换句话说，教授治校的根据就在于教授在学术上的优越性，而不在他们的行政能力。学生对大学事务的参与带来无休止的争吵和轻率的行动，行政人员治校带来越来越繁琐的程序和表格，但教授治校则倾向于程序的简洁，以及把行政事务寓于学术活动。教授会不应该是一个行政机构，而首先应该是一个学术团体。学术共同体的衰落，学术伦理的丧失，必然会使大学由最缺乏学术品格和学术责任的人所主宰。北大物理系的甘子钊老先生曾在一次面向青年教师的讲座上说过，50年代的北大物理系，大家见面就聊某某学报上的某某文章，而到了文革后期，大家在系里碰见就只说，“北新商店又来了一批出口转内销的白裤衩。” 作为文理学院的院长，Rosovsky的工作面对校内师生，他的《手册》对大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着墨不多。这方面的内容可以看Derek Bok的著作。Derek Bok是法学教授，1971至1991年曾任哈佛大学校长（Rosovsky是他任内任命的），1982年，他出版了《象牙塔之外：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中译本名为《走出象牙塔》，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讨论大学如何在与政府、公众、捐资者、当地社区等外部社会的交往中保持学术自由、学术自治和学术中立。大学不是不承担社会责任，但大学却绝对应当以大学自己的方式，而不是别人指定的方式来承担这种责任。 从波伦亚大学到今天的大学，大学的形态、组织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大学的基本精神――对真理的探求始终如一。今天中国的大学也面临内外的诸多挑战，不过，这些压力和挑战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回应这种挑战和压力的道路是更加接近大学的天命而不是随波逐流，屈服于那些与真理无关的要求。大学作为具有独立人格的存在，并没有所有者。大学财政上的资助者并不能够以大学的所有者自居；大学事实上的治理者也不能以大学的所有者自居（Rosovsky那本书的名字更准确地应该叫做《大学：用户手册》）。给大学财政资助的人和受托管理大学行政的人，他们的使命是服务于大学，以换取历史可能赋予他们的荣耀，而不是以金钱和权力的理由要大学为他们的目标服务。要生产有用的知识，企业的研究所难道不是更好的选择吗？要进行职业培训，只保留工商管理学院不就可以了吗？如果他们要寻求在金钱和权力面前卑躬屈膝的人，他们完全可以带着他们的金钱和权力离开大学；要知道，实现这样的目标，在任何其他地方，比在大学，都要容易地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