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启超对“君子”的阐释成为清华的校训，更成为几代清华人的风骨。 “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暴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忍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顺风而后帆，登岸无日矣。” 民国三年冬，梁启超于清华演说“君子”真谛，其中对《易经》“君子”一卦“乾象”的解读，极具梁任公签名式淋漓气势与忧患意识，清华首个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便缘起于此。 同年，清华校刊曾登载学生自发提出的十“不愿”，包括不愿“专事外表、学假仁义、争名夺权、多看闲书、多说闲话、不读报纸”等，同时提倡十个“不可不”：“……为人之道不可不知，远大之志不可不存”。这些于细微末节处孜孜自省自察的修身之谈尽管难脱青涩，却无不可视作早期清华学子在道德精神层面对梁任公君子之说的热切呼应。 大哲与青年，之所以都对“自强不息”有着近乎执念的持守，或许，清华的建校背景正是那颗沉重的砝码：因美国退款办学，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更不幸而生长于国耻之中。“获受国耻之赐，既享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遂成为每一名怀抱深重责任意识的清华师生不忘初衷、上下求索的起点。 理、工学院一小步，大后方的一大步 四分之一世纪后，清华举校于烽火中南迁，颠沛流离蜗居于西南一隅，为西南联大之脊梁。 受战乱及设备短缺影响，自然科学方面大多数与实验有关的研究陷于停滞，但大后方的奇绝山水与原生态民风却成为理、工学院教师就地取材、别开生面的源头活水。 生物系缺乏动物生理实验所需的原料与设备，做不了肌肉神经实验，教师便以昆明本地特产蝾螈为材料做呼吸实验；地质气象系将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生物学系教授沈同以云南盛产的野果“余甘子”为样本研究维生素C与造血机能的关系；地质学系教授冯景兰则完成了《云南地质矿产》、《川、康、滇铜矿纪要》等论著。虽因陋就简，却最大程度接续了教学、科研气脉，更催发“墙内开花墙外香”效应，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在这些筚路蓝缕的探索中受益良多。工学院院长施嘉炀不但提出云南水力资源开发计划，更设计出一批小型水电站，有的当即动工兴建；机械系与云南省建设厅合作研究改良农具，系主任刘仙洲为云南明良煤矿公司研究设计以汽车发动机带动轻便列车运煤之装置；化学系教授张大煜创建利滇化工厂，用煤炼油，并从事桐油裂解制造燃料油的研究与实验……科学家的每一跬步，皆成为当地摆脱蒙昧、发掘自身“造血”机能举足轻重的大步。 清华南迁前，教授潘光旦、郑之藩等曾联名密电梅贻琦出席的庐山谈话会：“务请一致主张贯彻守土抗敌之决心，在日军未退出以前绝对停止折冲，以维国权。”此后，联大虽处江湖之远，对“国家最迫切之需要”却无时或忘，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学与国情普查五个特种研究所的设立，均以增强抗战力量为目标。 其中，航空研究所在昆明建成当时国内唯一可用的五英尺航空风洞，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各飞机厂的所有新机模型都交给清华航空研究所实验，此外，航空研究所还进行改良机型、空气动力学与高空气象研究、研制滑翔机和直升机。无线电研究所主要研究短波无线电和真空管制造，供军事通讯之用，中国第一个电子管即诞生于此。国情普查研究所则担负起一部分社会行政职能，在当地开展人口和农业普查。杨振宁、钟开莱等日后成大家者，即从同期成立的清华研究院走出。 在传道、解惑之外，动手能力在彼时彼地的重要性被工学院各系空前强调。“每星期，工学院都有一个下午到工厂实习，制模翻砂、打铁炼钢，都是自己动手。所以后来批知识分子不参加劳动，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其实并不都是那样，我们在工厂里和工人一样干。”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何兆武如是回忆。 读这些“群情振奋”的记述，你会忘记这是一个深受时艰所困的群体：步行十几里路来校上课，靠出售旧物、卖字治印维持生计的教师；几十人挤在铁皮屋顶、土坯墙的宿舍，学习之余四处寻求卖报、家教、翻译的学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