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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曾说过，有四种古圣人：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还有圣之时者。儒家意义上的圣人，在道家语汇里叫真人；《庄子》里有个故事说，真人也有四种表现，或者叫做能现四种相：地文、天壤、太冲莫朕，以及未始出吾宗。在释家，也有所谓凡夫、罗汉、菩萨、佛的分别，但他们更爱谈的而且也更富哲理的，莫过于其真理观，即所谓的二谛。南朝僧人吉藏曾分二谛为四重：1、说有为俗谛，识空为真谛；2、有空皆俗，非有非空始真；3、二（有、空）与不二（非有非空）皆俗，非二非不二为真；4、以上三重皆俗，言忘虑绝最真。 这里展示的儒道释三家言论，所谈对象非一，而所用的分类方法，却彼此相同，都是四分法；在这四分法的背后，藏有很多耐人寻味的东西，值得认真梳理仔细分析，试述说如下。 （一） 《孟子》书中多次谈到他的圣贤观，其中尤以并提伯夷、伊尹、柳下惠和孔子的那一次最为出名，姑名之曰"四圣说"。 这个四圣说说道，伯夷是圣之清者也。"清"就是清高。据说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交，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不以自己的贤能事不肖。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认为立于恶人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他更推广这种恶恶之心，望见乡人衣冠不正者，便远远离去，生怕自己被玷污。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据《孟子·万章》等，下同） 伊尹的态度则与伯夷相反。他申言："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所以他主张治亦进，乱亦进；曾经五就汤，五就桀，反复奔走于两大之间，以寻找最佳机会来完成自己觉后觉的历史使命。他深感，天下之民倘有未能蒙受尧舜恩泽者，就如同是自己把他们投向沟壑一样。所以孟子说，伊尹是圣之任者也。"任"就是勇于担当，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柳下惠的性格又有不同，刚好介乎二者之间。他与伯夷不同，不羞为昏君的大臣；也与伊尹不同，不推辞无闻的小官。他在受任用时不隐讳自己的才能，必以其道行政，有"任"的风格；于受排斥后也不怨天尤人，甘心潦倒穷困，有"清"的骨气。他的信条是："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玷污）我哉？"就是说，他也爱惜自己的清净洁白，不与伯夷异趣；但他不担心接触污秽，又和伊尹同工。所以孟子说他是圣之和者也；"和"就是博采众长，不偏一边。 最高超的当然还是孔子，孟子誉之为圣之时者也。"时"本指季节，引申为变更着的情况，以及能根据情况变换对策等等。据说孔子高于上述三圣之处就在于，他并不一味地"清"，亦非不择手段地"任"，也不因"和"而流；而是能根据不变的道理和变化的情况，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一起，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所谓的"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就行止言）；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就出处言）"。这样的态度，就叫做"时"；它既不同于过去三圣的偏于一隅或偏于一中（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又未离开三圣的清、任与中和；既不泥，又不离，集三圣于一身，所以也叫做"集大成"。 我们可以看到，孟子对四圣的描绘，着重于他们的从政态度；四者的先后次序，并不是按时间排列的。伯夷生当商周之际，晚于伊尹整整一个朝代大约六百年的光景，却总是排在伊尹之前，便表明此中另有标准。 这个标准，看来是逻辑标准。清高的伯夷所以会逆时间隧道而上，高踞四圣之首，显然是被孟子选为逻辑发展的起点，被认为是"正"了。史称：伯夷能让国，闻西伯善养老而归之，却又为阻武王侵伐祖国敢于叩马进谏；及至殷灭而天下宗周，乃不食周粟，饿死首阳山中。这种风骨，可以指责为坚持反动立场，反对武王的解放战争；也可以褒奖为对宗庙社稷的眷恋和挚爱，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两种迥然相反的评价，以其角度不同而并立同在。现在孟子誉之为清，显然是采取了后者即正面的肯定的评价；这一选择，同孟子自己的政治观念息息相关，曾在后世留下了深远影响。 与"正"相对而立的是"反"。正和反，从逻辑的推演来说，并无价值上的褒贬。所谓正，是事物或认识的一面或一偏，反，则是相对的另一面或另一偏；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一样。因此，"圣之清者"对面的反，便不一定非是污浊的小人不可，也可以是同属圣人系列的另种性格的圣人；事实是，孟子选中了"圣之任者"来作对。这两者之中，"清者"的特点是"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为了洁身自好，对行为对方有着严格的选择，以防自己的清白被玷污；而"任者"则相反，它的特点是"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自信舍我无谁，对行为对方（无论君民）拯救之唯恐不及，岂容有所挑剔！二者都是圣人，但却有着如此截然不同乃至正相对立的个性。 我们可以命二者的任意一方为"正"，另方为"反"，在逻辑上均无规定也均无窒碍。现在孟子不惜颠倒时间顺序，以伯夷为正为先，伊尹为反为次，那是由于他自己更倾向于"清"的缘故；这不仅全不影响而且更有利于我们对他的四分方法的认知和分析。 任何事物或认识都有"正""反"两面，二者结合而得其全，是为"和"，也叫做"中"或"合"。这种结合的形式多种多样，它可以是包容正反二者而成的"亦正亦反"式，也可以是超越二者而成的"非正非反"式，乃至是亦包容亦超越二者而成的复合形式，等等。从上述柳下惠与清、任二圣的关系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很生动的实例。 就一般逻辑的意义说，和是正和反的发展，也是一个过程的完结；同时且因此，和又是新的正，是新的过程的起点，它将过渡到新的反、新的和，如此循环不已，像黑格尔所演绎的那样。但在孟子这里，事情尚不如此简单。 孟子认为，到达和或中、合，尚非过程的结束；和与正反一样，也还是相对的，也不过是旅途中的一站，如果不分青红皂白，一味固执此和，和便与正、反一样，成为边见偏识。所以还得往前行进，去攀登绝对。于是便有了孔子的"时"。 时是和之和。它与和的差别，在于能否不执着于和而又不偏离于和，从心所欲却不逾矩。譬如行与止，知道应该亦行亦止而念念不忘之，这是和；待到这种"念念"升华为无意识，无可无不可，可以行则自然行，可以止乃自然止，如花木随时序而兴，禽鸟因季节而迁那样，无须刻意为之，那便达到时的境界，无与伦比而绝其偶对了。孟子曾用智与圣以及乐队的始条理与终条理来比喻和与时的不同：和，可以视为技巧，视为智慧，它开了一个好的头，是大合奏的开始；但要想善始而善终，光有技巧与智慧便不够了，还需要力度与圣德，那便是时。 孟子的这种四分法，被作为认识的逻辑，在《孟子》书中曾以不同的材料多次演示。如： 孟子曰：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而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孟子·尽心上》) 这里出场的是三位：杨子、墨子和子莫，一位太右，一位太左，一位中而无权。三位都未免执一，未免举一而废百，因而戕贼了大道。能以驾三者而上之，既非为我，又非兼爱，能执我、兼之中而又能权的，这里虽然没有出场，但已呼之欲出了；那当然是夫子自道，是绝对者孟子！ 孟子的这种四分法，直接来源于孔子。《论语·微子》篇有一章这样说道：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发）中权。我则异於是，无可无不可。 这里谈的是七位逸民，不是上述的政治家和思想家，而是一些逃避社会的散淡之人。有趣的是，逸民作为群体，精确地说，我们视之为群体，也并非都是一般无二的闲云野鹤，而有其左中右之分。前人于此，多已能注意到伯夷的"清"和柳下惠的"屈"，以及孔子的"异於是"之分（譬如郑玄《论语注》有云："不为夷齐之清，不为惠连之屈，故曰异于是也"）；但似绝少有谁注意到这里亦作四重分别者。其实孔子于夷齐、惠连以及"我"这三层之间，还穿插有"隐居放言，身中清，发中权"的虞仲、夷逸一层。尽管虞仲、夷逸的身世和业迹已难确知，但从《论语》的行文以及孔子这十个字的评介中，我们可以推知，二位当属夷齐、惠连之间的人物，因为他们既隐居却又放言，能中清又能中权，具有明显的中和色彩。至于"异於是"的孔子，当然不止是异於夷齐、惠连而已矣，实在是连虞仲、夷逸也一齐异过去，而高居逻辑之顶的。这样，在这里，我们便找到了孟子四圣说的方法论渊源。虽然柳下惠的位置，在圣者中与在逸民中有点两样，但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来看，这种不一致的情况，只是评价的不同，并非方法之有异；本是无伤大雅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