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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焦循易学世界构图的两个方面：严格、规范性与生命、灵动性 焦循在全身心投入到易学研究以前，还曾加入过“著作考据之争”。这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惠栋学派的经学研究。文学家袁枚批评经学家孙星衍的经学研究缺乏“性灵”，声称只有文学才有“性灵”，经学只不过是机械呆板的抄书之学。另一位乾嘉时代的重要学者章学诚则对袁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章学诚认为，袁枚的观点将引发非常严重的伦理后果，因此是非常不可取。焦循也加入了这场争论。他不同意孙星衍以考据为经学的立场，而同意袁枚对当时考据学风的批评，欣赏袁枚大力提倡的“性灵说”，认为无性灵则无所谓学风，考据的问题正在于缺乏“性灵”，但他也不同意袁枚文学是体现“性灵”的唯一领域的看法。他重新解释“经学”范畴，赋予其新的意义。在他的“经学”中，“性灵”得到了最全面最深刻的体现。他指出：“经学者，以经文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为之辅，汇而通之，辨而析之，求其训诂，核其制度，明其道义，得圣贤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经济之法。以己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说之性灵，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与此？……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辞章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而徒取辞章者，不足语此也。”（《与孙渊如观察论考据著作书》） 由此，经学是“性灵”的完全展开。它不是个人的“性灵”，而是众多人的“性灵”在跨越了个人的局限性与历史性的基础上融汇而成的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是由学问与性灵共同构成的。因而，真正的经学有两个特征，一是学问的贯通，经学应当成其为经文本身与百家子史、天文术算、阴阳五行、六书七音等学问相互贯通的产物；二是“性灵”的贯通，经学应当成后代经学家注释经书的“性灵”，与古代圣贤著述经书的“性灵”相互贯通的产物。 在“著作考据”之争中，袁枚凸显了性灵，孙星衍凸显了学问，焦循则是想将学问和性灵都融贯到经学之中。焦循并不排斥考据学，他本人也精通考据学，但是他决不同意以考据学作为经学的范型。考据学所缺的东西是“性灵”，这种缺乏导致了一个问题：它误认了经学的本质特征。完整的经学本质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客观的学问的和主观的性灵。客观的特征是经文本身，而主观的特征是“性灵”。因此，当袁枚说只有文学才可以谈论“性灵”，而经学似乎只是考据之学，仅仅需要劳力抄书时，焦循就不能同意了。 焦循甚至提出了相当武断的命题：“惟经学可言性灵，无性灵不可以言经学。……词章之有性灵者，必由于经学；而徒取词章者，不足语此也。”也就是说，经学必须要有“性灵”，只有经学才能谈论“性灵”。纯粹文学的“性灵”是词章，不是真正的“性灵”。焦循这一口号性的命题，博得了不少学者的称赞，也招致了很多批评。最初焦循并没有能够具体地说明“性灵”在经学中所起的作用，后来他专心于《周易》研究，打破了学问与性灵的二元对立，建构了清代易学的代表性体系。这一切是通过“旁通”来完成的。“旁通”有多种表述方式，最广义的旁通可以涵括“引申比例”，其中，“引申”是“神妙无方”的易辞变化形态，即易经修辞学；“比例”是规矩严整的易象转换规则，即易经天算学。这样，焦循就克服了学问与性灵的二元论，将两者打成一片。在此过程中，经学性灵的个性开始凸显，它不同于文学性灵。文学性灵是主观的，缺乏客观严格的规则，但经学性灵却是公共的，是“以已之性灵，合诸古圣之性灵，并贯通于千百家著书立说之性灵”，这种性灵不是个人主观的任意创造，而是以著书立说为中介，在自己与他人、今人与古人的相互感通之后而形成的性灵。如果这一观点成立，“易更三圣、世历三古”中“三圣”、“三古”之间的断裂就被弥合了。因此，不需要将太多精力集中于有着特定时空涵义的“三圣”、“三古”本身，而应将精力集中于易学的意义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它由“三圣”、“三古”出发，因“三圣”、“三古”（已知）去追求新的易学意义（未知），从而使得《易经》不但与“三圣”、“三古”，而且还真正地与今人、今世、时代精神（时）联系到一起，这才是易学的真精神。这个世界是一个庞大的意义之网，网上的诸结点之间有着参伍错综的复杂联系，这种意义联系从根本上就超越了孤立时空与个体的体验视域（如文学才华）。庞大的易学意义世界呈现为一件巨大而又陌生的文本，它既保留了易学的文学形态，承认易辞引申“神妙无方”（文学性灵）的合理性，又强调易学的科学性，努力挖掘易辞背后的“旁通”（包括相错在内，又有时称作比例）关系。因此，易学家既要有文学家一样的性灵，发现易辞引申的种种“神妙无方”的变化形态，又要像天算学家一样，耐心细致地运用天算学语言（它们仍然采取易象的形式）对它进行破译与计算。 焦循易学的所有上述看法，其实都有一个不成文的前提：《易经》是一部类似于《几何原本》一样的天算学著作。在焦循看来，《几何原本》及天算学著作一方面启示了严格性与规范性，另一方面，为了解决几何学或天算学问题，人们在运用诸多规则时又必须表现出高度的机智与灵活，这就是性灵。这种性灵的存在，是天算学的生命力所在。将这种书的构成推广扩充成为一个宇宙整体，这种性灵则成为宇宙整体生命力的根本，那些严格而规范的规则将成为其中的“分理”、“条理”（戴震用词），不过，与戴震不同的是，焦循从根本上反对理气二元论，甚至于连戴震将宇宙“生生不已之气”与“分理”、“条理”揉合而成的体系也仍有不满，因为它还是与理气二元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留有宋明理学的遗留痕迹。在焦循那里，传统的经学重新复活，它既不失儒学义理的探讨精神，但又完全贴合经学的切实研究，是一种寓哲学于经学的学术。这也是焦循、阮元等新一代经学家所要努力的目标。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