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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博藏简的学术价值 对上博简的学术意义和价值，学者们均给予极高的评价。 陈燮君指出：“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学科、多领域的重大价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学术意义。战国楚竹书的简文字数之巨、跨越领域之广、所涉书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传为美谈”，为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书法艺术史、音乐史、图书史等提供了丰富确凿的材料。他还强调说，“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的发现、保护、整理和研究，对于先秦时期诸多文化领域的研究将产生重大影响。随着这些战国楚竹书的陆续整理发表，这种影响将日见深广”（《竹书（一）·序》） 马承源说，上博简占20世纪下半叶出土楚简总数的三分之一，“而且都是文献类。这批竹书可填补历史空白，纠正历史传误”（朱渊清：《马承源先生谈上博简》，《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第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2月。以下简称“《竹书研究》”）。 在上博简引起的新一轮简帛研究热中，李学勤进一步强调简帛佚籍的发现研究对“学术思想史”的重要意义，认为：“简帛书籍的发现研究作为学术前沿，带动了不少学科的进步，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关系最直接、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学术思想史”；“大量简帛‘惊人秘籍’的出现，迫使学者们对学术思想史的若干根本问题作重新审查和思考”，“由于简帛的出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因为新发现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古代学术思想看法的改变，同时也必然波及对后世，一直到近代若干学术思想问题的认识”，如关于20世纪疑古思潮的重新认识问题。“疑古的一个主要内涵，是对古书的怀疑，而简帛书籍的发现，确实给了大家很好的机会，对疑古思潮所达到的结果进行衡量”，对其“进步性应有充分肯定，对其不足及副作用则须补充和修正，并提高到方法论上来反省”（《新出简帛研究丛书总序》，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月）。 面对郭店简和上博简的发现和研究，李零乐观的预测：“如果我们把古书比作一条藏在云端的龙，宋元以来的古书是它的尾巴，敦煌的发现是它的身子，那么，现在的发现就是它的脖子，我们离看到龙头的日子已不太远了。”他还从“七十子”研究的角度强调郭店、上博两批竹简的巨大的学术价值，认为“向来的思想史研究，其实有个很大的漏洞，就是近代以来，我们对孔门学案最早的一段，即所谓‘七十子’，太不重视，认为《礼记》是汉代文献，《论语》以外，免谈孔子，老是用‘孔——孟——荀’三段式讲早期儒家，把本来作重要的一段给忽略掉了”。90年代出土的郭店简和上博简中大量儒书的存在，迫使人们重新关注“七十子”问题。李零认为，郭店简“主要是‘七十子’的东西，或‘七十子’时期的东西，其中也包含子思一派的东西”；上博简中“也发现了很多《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有些甚至就是以他们的名字题篇。它们是‘七十子’的东西，这点更明显”。如此丰富的材料，对推进“七十子”研究、弥补思想史研究中的“漏洞”，显然有巨大的价值（《郭店楚简校读记·前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 谢维扬从认识“中国古代文献整体和文献传统”、“建立具有现代水准的史料学基本概念与规范”的角度，论述了上博简的学术价值和意义。他指出：“近年来不断发现的中国早期文献文本的大批实物资料，其对于中国古代问题研究的意义是无可估量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珍贵资料的出土，前所未有地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真实情况的认识，也促使我们根据对新、老资料的通盘研究，来认真思考中国古代文献传统的完整的特征”；而上博简“是有史以来出土的最大宗的早期文献文本实物资料，其简文的数量和对古代文献文本情况反映的广度与深度均超过了郭店楚简。有了这宗资料，人们对古代文献总体和文献传统的全面表现的认识无疑将大大推进，建立具有现代水准的古代研究史料学基本概念与规范的任务可望有真正实质性的重大突破。这对于古史和其他中国古代问题研究的意义很可能是革命性的。这应该是包括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在内的新出土古代文献文本实物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古代文献研究的最重要价值，对这方面问题研究的意义将是极其深远的”（《竹书研究·序》）。 丁四新主编的《楚地出土简帛文献思想研究》第一部（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月，以下简称“《思想研究》”）《前言》评价说：“许多楚地出土简帛已经、正在或者即将改变一些旧有的学术观念和见解，导致今人对先秦至两汉的许多具体学术看法以及史料的解释产生了较大的不同和进步”；“就上博收藏的楚简来说，其中涉及到的先秦古籍甚为夥众，《孔子诗论》等简书业已整理出版，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孔子与《诗》之关系的看法；而上博所藏的楚简《周易》和其他竹简佚籍一旦发表，可以预计，必将在某些方面较大地改变人们以往的经籍观和子、史观，推动先秦学术研究更进一步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