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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老子的“道”、“德”思想不仅与周人的“道”、“德”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特别在对“道”的认识上极大发展了周人的思想，从而使得以“道”为标志的中国政治学、哲学有了根本性的突破，并且发展到了顶峰。 概括起来说，周人的“道”、“德”思想，特别是“王道”，认为是来源，或者说是受制于“皇天”的。从中表现出了“天命”和“宿命”的思想。然而，老子却不是这样认为。在老子看来，“王道” 是受制于“天地之道”的，而“天地之道”又是受制于“自然之道”的。 对此，老子说：“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从中，老子明明白白的揭示出了三种“道”的存在。具体说： 一是“王道”。其中的“人”、“王”，就是指的“王道”。也就是周人所认为的“王道”。 二是“天地之道”。其中的“地”、“天”，即如老子所说的“地法天，天法道”，在老子看来，“地”和“天”虽为两“大”，但它们都是万物和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和基础，不可分割。故“天地之道”就是从天和地的范围而概括出的万物，也包括人的赖以的“生存之道”。 那么，老子的“天地之道”究竟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这就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所揭示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 对此，老子在《道德经》中开宗明义就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在这句话的“道可道”中，前一个“道”指的是“规律”，而后一个“道”指的是“论证”，或者是“说明”。后面的“名可名”也如此。故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能够通过“物{或“悟”}理”的方法而可以说明、证明的规律，它就不是一般性的规律，而是特殊性的规律。这样，联系上下文和《道德经》思想中心，就可以清楚的看出，老子开门见山的就揭示出了两大规律，这就是：“刚强胜柔弱”的普遍规律，和“柔弱胜刚强”的特殊规律。 老子重视“刚强胜柔弱”，但更重视“柔弱胜刚强”，特别重视“柔弱胜刚强”的“条件”。并且老子研究这些“条件”。对此，老子创造性的提出了“阴阳”、“无极太极”、“有无”、“动静”、“虚实”，和“正奇”、“攻守”、“进退”等等一系列的哲学范畴。正是这些条件的形成和运用，就使“可感”、“可知”，和“可为”成为了可能。这就为“柔弱”战胜“刚强”奠定了基础。 老子的“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既能用之认识“自然万物”，又能用之认识“社会历史”。 三是“自然之道”。其中的“自然”，就是老子所指的“阴阳之道”，及其“阴阳变化之道”。在老子看来，这“阴阳之道”乃是世界之本源，即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由“阴”和“阳”的交合而形成、交合而变化。对此，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些，就是老子对“阴阳之道”的明确表述。可见，在这里，老子的“自然之道”与中国先秦“阴阳”哲学观有机的联系在了一起，而且，特别是，老子对先秦的阴阳哲学在辩证法方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当然，事物的本源是否能够用“阴”“阳”来解释？对此问题，目前的科学正在给予证明。但是，就“阴阳辩证法”的理性精神来看，早就被历史所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那么，这三种“道”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老子认为，“王道”受制于“天地之道”，即“刚强胜柔弱，及柔弱胜刚强之道”；而“天地之道”又受制于“自然之道”，即“阴阳及其变化之道”。这才是“道法自然”的真正含义。其结果，无疑的，老子“道”的思想已经突破了“天命”和“宿命”的桎梏，而且，创建出了以“阴阳”及其“辩证法”为核心的，既有本体论，又有认识论与方法论有机结合的哲学。 正是以此出发，老子在批判周人的王道的基础上，揭示出了以“民心”和“契约”为根本的“无为而治”的“德治”思想和主张。 比如，在“自律”方面，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忘我”、“无私”和“爱民”、“民心”的思想。 对此，老子说“道生之，德畜之”、“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又说：“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又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 可见，老子的“爱民”和“民心”的思想是对周人“自律”思想的根本突破。 比如，在“民得”方面，老子提出了统治者要有“契约”和“平等”的思想。 对此，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又说“有德司契，无德司彻”。讲“以契彰德”、“以德服人”，从而体现出“公平”和“平等”。 可见，老子的“契约”和“平等”的思想是对周人“民得”思想的根本突破。 正是基于“民心”和“契约”这两大根本思想，和基于老子的“以德治道”的思想，老子为人们勾画出来了一幅“无为而治”的“德治”政治的兰图。 这就是： 从“忘我”、“无私”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不能专有和个人依赖国家机器，即在治国之中，不能用“政权”和“权力”来搞“以力服人”，而必须做到将手中的权力用于为百姓谋福利。只有百姓得到了幸福，国家才会长治久安；从“爱民”、“民心”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关心百姓疾苦，想百姓之所想，急百姓之所急，以民心为是而为是，以民心为非而为非。并做到顺应民心，身先士卒，忠于职守，勤奋踏实的带领百姓去谋利益。各级官吏是受到百姓爱戴而被百姓推选出来的人；从“契约”、“平等”观念出发，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按照“契约”管理的原则去行政，做到“以德报人”。不能言出法随，不能政出多门。而要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取信于民，实现“德善”、“德信”；从“正义”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支持和坚持正义战争，反对侵略战争及一切非正义战争；从“无畏”观念出发，要求社会的统治者必须发扬不怕死的精神，艰苦奋斗，带领百姓去克服困难，争取胜利。 其实，老子的上述政治主张的提出，深层次的看，就正是老子基于“刚强”与“柔弱”对立统一之“天地之道”而正确揭示了“武、戈不息”的“社会本质”的结果。并由此提出了“以武制武”、“止戈为武”的社会发展途径。为此，老子认为，只有统治者克服“有为”而做到“无为”，这样一来，才能使统治者与百姓的立场一致，才能做到顺应民心、顺应百姓的意志，实现社会安定，以共同发展生产和推动社会的进步。而从中，也就使统治者实现“无为而有为”。 显然，老子的“无为而治”，与古之“圣人”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之“无为而治”，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而正是如此，表现出了老子所追寻的“王道”，即“德治”政治，它同样表现为一种“政体”。而这，无疑的，表现出了对周人的“王道”思想和主张的批判和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