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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竹帛两《五行》的最大不同，在无《说》和有《说》。 帛书本《五行》篇於《经》文之後，自第6章开始，逐句都有解说，直至结束。查第6章并非一个特殊起点；因此估计，前五章本来也曾有《说》，帛书中漏抄了。 文章分为"经、说"、"经、解"或者"经、传"，本是古人立言的一种体裁。《春秋》及其三传，墨经的《经上、下》和《经说上、下》，便是最有名的例子；此外在《管子》、《吕氏春秋》、《韩非子》等书中，也不乏这种篇章。甚至短短的一篇《大学》，经过朱熹整理，竟然也能看出经传之别来。 但是同为"经""说"，有著者自说与他人补说之分，不能不分辨清楚。例如墨经的那些"经"，经文多半是些难以捉摸的论题或定义，其解释和说明，被有计划地留给了"说"文去说；而且有时还干脆注明"说在某某"字样。这样的经与说，当然是一人一时之作[2]。《韩非子》的《内、外储说》言明"其说在某某"，《吕氏春秋》的一些篇章临终有"解在某某"句，都是著者自分经说之例。而春秋三传与《春秋》，韩非《解老》与《老子》，《管子》里《管子解》与所解，很明显，都是後人在解说前人之作。 同为後人的解说，由於关系、学养、动机等方面的不同，其"说"其"解"的价值也大有差异。韩非解老，其忠於原著的态度，显然赶不上《管子解》，这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後者是一个学派内部的事。春秋三传各有千秋，早为论者公认；虽然迄今为止尚搞不清传者为谁。 帛书《五行》篇的"经"和"说"，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计划下的两个部份。这一来由於，"经"文说理清楚，自我圆满，无须多加解说，也没有为"说"文有意留下什么；二来也由於，"说"文虽然逐句解说，并没有说出什么新思想来，相反倒表现得十分拘谨[3]，乏善可陈。因此我设想，《五行》篇早先并没有"说"或"解"，帛书所见的"说"，是某个时候弟子们奉命缀上去的。 《五行》篇早先没有"说"或"解"，并非我的发明，荀子先我两千多年已经说了："（子思孟轲）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4]无类是说不合逻辑；无说、无解，固然是指内容的幽隐和闭约，但也足以旁证，《五行》篇本来并没有"说"和"解"。因为如果原书确如帛书所示，有经也有说，那么荀子批评的话，就不便如此说；即使他要批评它幽隐闭约，也得换个"罪名"，不能瞪着眼睛说瞎话，把有"说"说成无说，有"解"解成无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