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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现代解释学不过是对古典学为基础的西学传统作出哲学解释。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对中国学术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如果说经学与古典学相媲美，那么中国古代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小学”和“义理”的分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张力，也可视为现代解释学问题。在新旧学术断裂之际，回顾征实有据的经学传统，借鉴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建立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任务。 虽说“言必称希腊”在中国已成为调侃之词，但治西学者必称希腊，已然是一个学术传统。最早的西学文献，先用希腊文，后用拉丁文写成。在黑暗时代，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文献毁于一炬，文本遗失的直接后果是文明的断裂。文艺复兴时期，当西方人重新读到罗马人的文本时，把古典拉丁文称为“优雅”语言，而把中世纪流行的带有俚语、俗话、不合文法的拉丁文看成“野蛮”拉丁文。人文主义者反对中世纪文本（大多数是神学著作）的权威，把古典文本作为榜样，开创了注释、整理古希腊和古典拉丁文本，以及圣经希伯来和希腊文本的古典学研究。我们常说西方思想传统源于希腊，其实这个传统不是希腊罗马思想的自然延续，而是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的古典学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学术传统。古典学对西学从神学到人文学范式转化的重要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就拿西方哲学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古代哲学经典，经历了漫长的整理和编辑过程，19世纪后期才被翻译成英、法和德文。在此过程中，近代早期沿用的拉丁文衰落，英、法、德文成为西方哲学的主要语言，由此形成了近现代西方的“三国演义”。但古典希腊文和拉丁文始终是西方哲学的基本语言；虽有现代西文的译本，古典学依然是研读哲学经典的基本功；即使研究近现代哲学，如不回溯古希腊哲学文本，终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在很大程度上，现代解释学不过是对古典学为基础的西学传统作出哲学解释。按照解释学，学术传统是以文本为中心的效果历史，这一历史起源于经典，传世于经典的评注、改造和转化；这一历史的每一时刻都沉淀着过去，适应着现在，创造着未来；连续的思想在不同时空、不同语言的文本之中和之间，前后流动，上下跳跃；经典和古典学为新文本提供思想材料，每一时代的新作在经典中都灌注着生机和活力，从而为古典学提供新的目标和方法。 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对中国学术不乏启示和借鉴作用。如果说经学与古典学相媲美，那么，中国古代的“汉学”和“宋学”之争，“小学”和“义理”的分殊，“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的张力，也可视为现代解释学问题。近代以来，经学衰微，文本解释传统断裂，追求新的学术范式充满争论，如中西之争、古今之争、科学和人文之争、史论之争，等等；这些争论大多是没有文本依据的空疏之论，既无助于经典的新生，也未促成文本的创新。在新旧学术断裂之际，回顾征实有据的经学传统，借鉴从古典学到解释学的西学传统，建立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学术范式，已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的任务。为此，我提出文本的初学、入门、批判和创新的四阶段论，就教于方家。 在初学阶段，文本以经典为主，但也不能忽视思想史和第二手研究的文本。如果没有思想史的概括，经典阅读只是停留在私人感悟之中，而不能进入学术共同体的交流平台。不同时代的第二手研究史文本有着不同的方法和侧重点，把不同时代的第二手研究的文本与经典相互参照阅读，可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快掌握千百年中前人的成果；更重要的是，能够遵守今人的学术规范。遵守学术规范，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道德问题，而是长期学术训练养成的职业习惯。敬畏学术的品格和风气只能在长期阅读钻研经典、尊重他人文本、慎重写作自己文本的学术生涯中形成。我们过去不屑一顾的“书呆子”、“象牙塔”其实是文本学习初级阶段的基本素养；如果说这是某种弱点的话，那也只能在后来的阶段超越之，而不能从一开始就嘲笑之，抛弃之。实际上，我们现阶段的问题不是“书呆子”多了，而是“书呆子”太少；不是要走出“象牙塔”，而要在更纯粹的“象牙塔”中接受更严格的训练。 入门阶段是钻研经典文本的专业化、细致化，必须有语文学的专业知识。不掌握经典著作的古典语言，就谈不上对经典的深入研究，这不仅是古典学的通则，而且也是经学的惯例。在古代，没有训诂、考据、音韵等小学功夫的人没有资格研究经学，这是应该继承的治学方法。但现在的学术风气则是按照现代汉语理解中国经典，按照现代西文（主要是英文）译本理解西方经典，不解文义，泛泛而谈，学术研究成果多是读书笔记式的译介、普及读物式的讲解，低水平的重复甚多，深入细微的洞见太少。研读经典不能满足于理解“精神实质”，见微知著、“微言大义”更值得提倡。深入的诀窍在细节，经典的细节在文字，语文学研究要在文字的细节中揭示出经典的意义。固然，没有被古典文字一劳永逸决定的经典意义，古典语文学受现代语境的制约，但这一切并不影响语文学研究总能在经典中读出常变常新的意义。现代解释学认可“误读”，但我们不能无原则地提倡误读；要区别有价值的、能够融入学术传统的误读与自说自话、昙花一现的误读，区别两者的标准在于有无语言学研究的基础。这个标准又适用于一切文本研究，没有古汉语、古文字功底不能从事中国古代文本的专业研究，不懂德文就不能进行德文文本的专业研究，不懂法文就不能进行法文文本的专业研究，如此等等。如果不设置语文学这个专业门槛，学术共同体的普遍水准就无法得到保障。 如果说前两个阶段是“钻进去”，那么批判阶段就是“跳出来”，用批判性的眼光审视经典、文本。尊重经典不等于迷信经典。穷经皓首，对经典内容滚瓜烂熟，但却没有自己的不同想法，这是对经典的教条主义态度，对文本的本本主义态度。《圣经》曾是神圣不可批判的经典，但西方近200年来圣经研究的主流是圣经批评，即使虔诚的神学家和神父、牧师，在学术界也用批评的方法解释圣经。其他经典也无不接受批判，第二手研究文本更不待言。学术批评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不是在非此即彼的阵营中表明立场，而是前两阶段研读的继续发展。批评要从原文原著出发，以思想史文本的概括为起点，以第二手研究文本为问题，以语文学研究为基础，才能以批评和争论为动力，推进学术进步。否则，批评和争论不断回到“卫道”和“叛道”的原点。现在人们常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无进步的印象，究其原因，与学术界中的批评和争论缺乏学术性和专业性有关。 冯友兰有“照着讲”和“接着讲”的说法，现在又有“学问家”和“思想家”的区分。其实两者不是割裂的，而是以经典文本为中心的相通。如果说第一二阶段是经典的“照着讲”，第三阶段是向经典“接着讲”的过渡，第四阶段则是接着经典的新思想、新理论的创造。历史上的新理论，无不是站在经典文本的肩膀之上。就拿西方哲学来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前苏格拉底和同时代的文本极为熟悉，引经据典，批判总结，才写出传世经典。以后的哲学家也是如此。启蒙时代号称批判时代，但哲学的创造更离不开经典和同时代的文本。康德总结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取长补短，才提出了他的批判哲学。黑格尔对哲学史的本文做了系统梳理，把过去的文本当做一个个辩证发展的环节，最后都包含在他的哲学全书之中。现代哲学的创造也没有离开哲学经典，这在欧陆哲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现代的欧陆哲学家没有不同时是哲学史家的；越是著名的哲学理论，它所涵盖的哲学史知识越多。海德格尔、福柯、德里达、德留兹做得比较系统。他们在对哲学史、思想史的文本所做的反传统解释的基础上，发展出个人的独特思想。早期分析哲学家不重视哲学史研究，但最近的英美哲学家开始跳出分析哲学的非历史性的模式，这种转变首先发生在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和科学哲学等分支领域，最后蔓延到分析哲学的核心领域——语言哲学。政治哲学中的利奥·斯特劳斯，道德哲学中的麦金太尔，科学哲学中的历史学派，都是从经典和历史文本出发，论证自己的主张。这里举例说明，在哲学和人文学科，创新的方法是“史论结合，论从史出”。 以上四个阶段不只是个人研究的渐进道路，应与大学和研究院人文教育的阶段性相适应。大致说来，大学本科是初学阶段，研究生是入门阶段，博士生应进入批判阶段，博士毕业之后应进入创新阶段从事教学、研究。按照这一人才培养路径，可望提升我们学术共同体的水准，开创学术繁荣的局面。 （作者赵敦华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