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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康熙是有难度的，毕竟相关著述太多，所以很好奇长与善郎如何只用几万字便能概括康熙一生。 长与善郎是小说家，曾见过鲁迅，并写了《与鲁迅会见的夜晚》，称：“‘灰暗，确实太灰暗！从前可并不是那样使人感到阴惨的人啊！’松本君一边走，一边这样谈论厌世作家鲁迅。而我呢，在这个夜晚总是感到有一点失望。” 鲁迅读后，极为不满，给增田涉写信说：“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鲁迅去世后，长与善郎对自己的观点有所修正，承认：“我对鲁迅所知甚少。”从这段公案中可知，小说家言常欠精确，往往将自身的认识、情感投射到对方身上。 相比之下，在《康熙大帝》中，长与善郎表现得相当克制，采用史料大多经过推敲，准确且非常见（比如康熙信任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曾与俄国使节私通，泄露机密情报；康熙患疟疾，被传教士用路易十四免费分发给穷人的药治好等）。但小说家毕竟不是史学家，不太会用转换视角来求新，最终还是由言事转向论人，在长与善郎看来：康雍乾虽并称，但雍正、乾隆更专注于实务，是现实主义者；而康熙则多文化情怀，属理想主义者。 长与善郎的论据是：康熙对程朱理学有超乎寻常的兴趣，此外他还积极向传教士学习数学，为政之勤，养民之宽，远迈前代。所以曾国藩说：“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于康熙。”而乾隆更喜欢让传教士将自己写的《盛京赋》翻译成法文，“文化输出”到法国。 为解释康熙更“勤政爱民”的合理性，长与善郎开始发挥文学想象：“康熙始终秉持‘必须做一个真正的皇帝’的信念，修养品德、学习知识，把汉人的道德修养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 单从史料看，康熙确给人宅心仁厚之感，与雍正的老辣狠毒、乾隆的过分聪明迥异，但说他是“理想主义者”，未免过分。 康熙确实好学，曾在宫中设立实验室，在传教士的指导下，自制糖浆和精油，但这未必是尊重科学，更可能是对被剥夺的童年的一种补偿。康熙动辄给大臣们讲西洋数学，令他们目瞪口呆，可炫耀之后，他自己便很快将其丢到一边。总之，让臣子感到敬畏才是目的，知识本身并不重要。 康熙自称爱民，可为攻打郑氏父子，将濒海之民尽数迁走，“令下即日，挈妻负子载道路，处其居室，放火焚烧，片石不留。民死过半，枕藉道涂。即一二能至内地者，俱无儋石之粮，饿殍已在目前”。 平定“三藩之乱”后，康熙将三藩旧臣家属全部处死，三藩将领的妻女卖入妓院，凡被摧残至死的，圣谕将尸体喂狗吃掉。 长与善郎自己也承认，一旦危及权力，康熙亦下手毒辣，他先后兴起11次文字狱，仅“《明史》案”便处死70多人，受株连的221人。 所谓理想主义者，必膺服一个高于自我的理想，不计个人得失，而康熙的“理想主义”是有前提的，只有满足了他对利益的要求、对他表示臣服之后，他才“理想”一下，这就很难说是发自真诚，还是一种更高级、更务实的自私。 可以理解长与善郎式的误会，因为这种误会带有普遍性。 首先，忽略了古今之变，试图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去理解前人，却忽略了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之间是一种断裂关系，即“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凭现代人的眼光、现代人的观念，已很难解释古人行为的合理性。历史是我们的故乡，但在今天，它也是我们的异邦，希望康熙那样的封建帝王像现代人那样，为了理想可以不计一切，先说服自己然后再付诸行动，可能有些幼稚。 其次，不能单向度去看历史，历史是复调的，既存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也存在其他对立，如果只看这一点，则非黑即白。可绝大多数历史人物是灰色的，既有理想的一面，也有现实的一面。刚说完民贵君轻，转头又去下黑手，这是专制君主的看家本领。 抹去长与善郎贴在康熙身上的标签，本书写作扎实，毫无浮言赘语，资料收集也称完备，可见短小的篇章中也能写出丰富来，足以为当下许多历史写作者之师。唐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