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对理学史传统叙述的颠覆 我很难判断这一叙述路向与余英时对现代新儒学抽象继承“道统”的好恶有多大关系，也很难判断这与他对于历史学方法的捍卫有多少关联，但是，我从书中不厌其烦的再三批评中，看出他对于哲学史将历史人物悬置在政治和文化之外，对于新儒学以“道统大叙事”的方法叙述理学史的做法，的确是相当不满，难怪这一有意立异的诠释路向受到刘述先的批评，说他“虽然有充分的理由建构一政治文化外王的脉络，但不能以此取代哲学或思想观念内圣的脉络，否则便是由一个偏向转移到另一个偏向，一样失去了均衡”。 确实，余英时说了“颠倒乾坤”的话。上篇《绪说》的最后一节中说，“已往关于宋代理学的性质有两个流传最广的论点，第一，在‘道统大叙事’中，论者假定理学家的主要旨趣在‘上接孔、孟不传之学’。在这一预设之下，论者往往持孔孟的‘本义’来断定理学各派之间的分歧。第二，现代哲学史家则假定理学家所讨论的，相当于西方形而上学或宇宙论的问题，根据这个预设，哲学史家运用种种西方哲学的系统来阐释理学的不同流派。这两种研究方式各有所见，但却具有一个共同之点，即将理学从宋代的历史脉络中抽离了出来”。但他觉得，“无论‘上接孔孟’或形上系统都不是理学家追求的终点，二者同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前者为这一秩序所提供的是经典依据，后者则是超越而永恒的保证，一言以蔽之，‘上接孔孟’和建立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secondorder）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上篇，251页） 这一段话在好几个评论者那里都不约而同地被引用并加以评判，这说明这一席话相当刺激神经。不止于此，下篇《绪说》又一次重申，“从思想史、哲学史的观点研究宋代理学的人往往不涉及理学与政治之间的关联，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理学内部的理论构造方面。……这一研究方式在哲学史或思想史领域内本属主流的地位，其正当性是不必置疑的。但以此方法施之于理学的研究，却造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印象，即理学与理学家与当时实际政治的关系，仅在若有若无之间。……传统儒家认定理学家所讲求的是万古不变的‘内圣之学’，现代哲学史家也断定理学所处理的主要是不在时空之内的种种形而上学的问题。既然如此，理学家之说自有其内在理路可循，他们与政治的牵涉无论深浅如何，都不致对理学的建构和演进发生任何实质的影响。所以，在一般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论著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理学家的政治活动”（14页）。 这里，余英时虽然肯定过去传统叙述方式的“正当性”，但显然这一种“委婉客套”，只是为下面严厉的批评“预先抱歉”，所以转语虽然隐晦和委婉，背后的涵意却相当严厉，一个“但”字之下，从根本上瓦解和否定了通常“理学史”或“哲学史”的做法。第一，余氏把常识世界中对于理学和理学家的误解，归咎于这一思路和方法，认为这导致人们忽略思想与政治的关系，误以为理学家都在空谈形而上的义理，而对政治并不干预；第二，余英时把传统的“道统”说，与此一研究方式联系起来，指出这种“道统大叙事”把理学当做超越时空的内圣之学或形而上学，“与传统有一脉相承之处”，这“一脉相承”四字，很容易让人理解就是“新儒学”的路数，难怪刘述先相当反感，要直接地说出重话，说余英时的议论和结论“远远逾越了范围，恕我难以苟同，不能不提出一些异议”。第三，更加有意思的是，余英时宁可放弃了他一直提倡的“内在理路”说，反而把它让给理学史的叙述者，他却去强调外在政治文化在理学历史和思想研究中的中心位置。比如说到朱熹、陆九渊，就干脆不谈通常关于朱陆之辩的争论，“因为这些评论基本上都是有关‘内圣’方面的岐异”，而主要谈两人“外王”方面就是得君行道方面的一致性，强调淳熙十年以后朱与陆作为政治盟友的关系、陆在唐仲友案上与朱的同一立场等等（下篇，74-78页），这实际上在暗示，理学也罢，心学也罢，并无永恒不变的价值和意义，一切意义都必须呈现在具体的政治语境之中。 某些话语反复呈现，就隐然成了一种基调或旋律。余英时一而批评，哲学史或理学史的论述中，只看到关于心、性、理、气等等观念的分析，而看不到政治思想与政治活动，“有意无意之间也造成了一个相当普遍的印象，即儒学进入南宋以后便转向了”（上篇，22页）。再而指出“所谓宋儒上接孔孟千载不传之道，此‘道’决不能仅指‘天人性命’的‘内圣’，而必须包括‘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得君行道’的意识与活动在南宋理学社群中延续不断者数十年，而且恰与理学活力最盛的时期相终始，对于这一事实我们是无法视而不见的”（下篇，96页）。几页之后他又一次批评，“无论是传统的‘道统’史家或现代的哲学史家、思想史家，都不很注重理学家和权力世界的关系，偶尔论及，也不过强调他们因持‘道’论‘政’而受到官僚集团的迫害而已”（下篇，103页）。这些议论反复出现，绝非偶然，以余英时这样的文章高手来说，无关紧要的绝决不可能再三重复，再三重复只能解释为他的关怀和提醒所在。 把思想抽象为哲学，再把哲学变成悬浮在政治和生活之上的逻辑，这样的做法我一直不赞成，而将思想放回历史语境中，重新建立思想的背景，这样的做法我始终很认同。确实，过去的哲学史或者理学史研究中，有一种发掘精神资源和思想传统，为当代重新树立“统绪”的意图，哲学史家仿佛在中国传统资源中寻找可以称为“哲学”的潜质，就像一些人把朱熹比作东方的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他们在努力建构一个和西方哲学相对应的“中国哲学”。而新儒学则在宋代理学那里寻找“精神”的源头，就像宋儒不仅要阐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且还要指出他“道济天下之溺”一样，他们不仅要在朱熹思想中寻找形而上的“哲学”，也在试图在叙述中建立现代世界中来自古代的“道统”。可是，这样的“抽象继承”法，其实真的忽略了宋代理学的历史环境和政治刺激，一种思想传统的延续，并不是在悬浮在抽象层面上的“影响”和“接受”关系，而往往是由于历史环境的刺激，激活原来的历史资源，经过对历史资源的重新解释而来的，缺少了历史研究，这种思想过程就成了纯粹思辩的产物，仿佛鱼离开了水，成了干枯的标本。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