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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焦虑，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场危机，而实质上它更象征了一种觉醒，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民族思想之元叙事的非主体状态的觉醒，是对强大的欧洲中心主义之无所不在的隐层影响和支配权利的觉醒。正像德里克（Arif Dirlik）所说的：“后殖民性代表了一种对真实渴望所做出的回应，由于旧的范式已经不能解释这个世界，人们急需解决理解上的危机。”［17］仿效西方而成的“中国哲学”架构和临摹式的思想表达方式，越来越严重地束缚着中国心灵的舒展，中国思想的独特性很难在西方式的叙事框架之中得到有效的表现。按照所谓“普遍哲学”的要求提拈出来的问题，或因资源匮乏而尽显其短，或因情景有别而难尽其长，使得一部漫长的中国思想历史好像是一只原地打转的陀螺。这正应合了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所下的“非历史性的历史”、“人类精神的童年”之类的判词。［18］面对这样一种身份尴尬和叙事困境，我们亟需反省一个世纪以来的整体上的欧化理路，对“在中国的哲学史”的建构方式也须做个根本的清理，必须彻底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牢笼。做到了这一点，也许才有希望走出对西方模式之简单仿照的幽谷，改变掉“三千年素朴性”的定势形象。德里克曾分析了现代意义上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三种普遍性：一是“全球都有欧美现代性的原则和文化存在”；二是“欧洲中心主义可以借助非欧美的机构播散”；三是共有的历史，即不能设想在欧美之外还有另外的普遍性。［19］西方之“哲学”向东方传播和移植的过程，中国现代哲学专业学科化形式的仿建，以及“中国哲学”的谋划和构造，无不反映着这些普遍性的真实存在和强大的支配性力量。 在当代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性回应中，后殖民理论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鉴于当今最强大的主导叙述是启蒙时代之后欧洲建构历史的产物，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后殖民批评便将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20］后殖民批评把关注的焦点放在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主体、文化身份和历史的建构上，这些建构使得第三世界因无法形成和表达自己独立的主体存在和历史意识而不得不屈从于西方的形态，成为政治和文化上的附庸。赛义德（Edward Said）在《东方主义》一书中，分析了西方作者和官方话语如何系统地建构了一个符合西方意愿的“东方”。这个“东方”是在东西方对立的两分思维模式下，以西方为中心而投射出来的产物。不仅“东方”被本质化、定型化，而且“东方人”也被非人化为无个性的抽象概念了。［21］尽管有学者指出，赛义德把“东方”只限定在伊斯兰世界，具有某种“地域独占性”，在刻意营造的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对立冲突当中，中国文化实际上被边缘或弃置了。［22］但抛开赛义德独特的伊斯兰背景和某些视角的局定性，我们还是能够从其《东方主义》一书的论说当中获得不少启发。譬如，“东方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东西方对立的产物（中译本，p.3-4,142）；“东方学是一套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具有物质层面的丰富积淀（p.9）；东方叙事中的欧洲霸权、高高在上的审视姿态（p.10,94）；“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展现的是西方的一种表述技巧（p.29,70）；“妖魔化东方”的标准化和文化类型化（p.34,50）；隐伏的东方学和显在的东方学（p.262）；自我身份的建构与“他者”的关系，以及权力运作（p.426-427）等等。这些话题所涉及到的论域，同“中国哲学”的建构历史、特征、后果，以及所面临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而其反思的取向和批判的姿态，更是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 当然，不论是早期的法侬（Frantz Fanon），还是成熟期后殖民理论的“三剑客”——赛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他们特殊的少数族裔身份和母国文化的全殖民历史背景，使得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和所展开的论域都处在了某种特定的情景之中，这和中国社会近代以来的“半殖民”状况，以及中国文化对待外来事物之特殊的“迎-拒”姿态与特有的涵化功能等，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在某些细节上，甚至有南辕北辙或风马牛不相及的感觉。如赛义德等特别强调“东方”的被给予者身份，大肆渲染“沉默的东方”，着力描述西方的“东方学”研究在塑造东方之身份性的过程当中绝对的主导地位；而对于“东方”的回响和“东方”自身的姿态却考量不多。德里克检讨了“东方主义”的这一缺失，指出：“赛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忽略了东方人在这一有关东方的话语之展开过程中的参与……。在实践中，东方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以形象与描述的交流之面目出现的，这与学者和其他人的往来沟通相呼应。先是欧洲人到亚洲，但越来越有亚洲人去往欧美进行反向沟通的趋势。”［23］就“中国哲学”而言，在它的营造过程之中，显然既有西方的引导、汉学家的示范，也有中国学者本之自身文化理解的主动参与，而不纯粹是一个外在性的“给予”的结果。最近十年来后殖民批评的发展趋势表明，“东方主义”的某些局限性已被意识到并逐步地得以矫正，后殖民眼界和论域还在不断地拓宽；［24］同时，后殖民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意义和参与者的多样性走向也在加大。德里克就说道：“后殖民，与其说是对一种事物的描述，倒不如说是一种话语，这种话语试图用那些将自己看成是后殖民知识分子的（或者渐渐将自己这样看待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形象来建构世界。”［25］对百年来中国文化的结构性改变和学科化形式的当下反思，既可以从后殖民批评中得到启发、吸取力量，也可以在独特历史进程的省视当中为之补充新鲜的经验、加厚理论的强度。当代中国，既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引进和吸收，同样也需要后殖民理论的参与和建设。 寻求后殖民理论的支援和部分地采取后殖民的策略，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民族主义的立场，更没有盲目地拒斥西方的意思。赛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年）一书中，已经对某些人的狭隘化理解做出了回应。实则，“他是一方面要求阿拉伯世界的人‘不忘其本来之民族地位’，但另一方面在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时，又不应连已成为‘人类遗产的一部分’的西方文化也一并抛弃了”。余英时指出，赛义德的这一立场，其实和陈寅恪所强调的中国“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是相通的，都是主张一种“折衷去取”的文化观。［26］因此，后殖民批评的对抗性色彩所表达的是理性的信念，而不是情绪的宣泄。就表面看来，后殖民批评所针对的似乎主要是对非西方世界起着意识形态霸权作用的西方现代观念，后殖民理论对现代的这种批判锋芒主要是他向的。然而，后殖民文化批判并不只能是他向的，恰恰相反，它像一切真正的对抗性批判一样，永远包含着自向的成分。因为事实上，自向的批判比他向的批判更困难，也更需要批判的勇气。在他向性批判得到充分展开之时，自向性批判的问题也就会随之浮现出来。但显然，对于目前进行的“中国哲学”的反思性批判来讲，还远没有达到要急于去考虑的时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