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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视域”、“范式”与“深度诠释” 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人文领域也追求科学的榜样，试图得到类似于科学领域中那种超越时空的普遍真理。在历史领域，追求历史本来面目的历史意识被奉为圭臬。中国哲学作为一门设在哲学系的带有历史性的专业，长期以来在方法论上也奉行科学和实证主义原则，相信中国哲学研究的目标就是通过严格的科学和实证方法以获得中国哲学的本真世界。这种科学和实证原则除了强调“文献”根据之外，没有提供更多的有意义东西，但它却预设了很多东西，如为了获得古代哲学思想的原意和本义，必须放弃解释者的“先见”和兴趣，必须站在古人的立场上对他们进行同情的理解。也就是说，面对哲学家及其思想，脱离开自己的意识、仿佛像哲学家本人那样思考、设身处地地加以“同情”、消除自己的“先见”，被认为是切中哲学家文本原意的前提条件。 对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叙事来说，这样的方法有效吗？从一定意义上说，想像性的同情，设身处地的体验，确实有助于我们对哲学家和他的文本保持虚心。而且，“同情”和“体验”作为人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们也能够改变我们对人、对世界的态度并从而改变我们自己。但是，“同情”和“体验”本身不可能通过“脱离开自己的意识”或者“放弃自我的语境和心境”来实现，心灵也不可能像一张白纸那样来印记作者的原意和语境。实际上，解释者已有的感受、经验、语境和意识，恰恰是想像“同情”和设身“体验”的条件和前提。一个麻木不仁的人，可以说就是一个感受贫乏和意识空洞的人。只有对“自身”形体上的痛痒有深切感受的人，他才能在自己的“心灵”上理解到肉体的痛苦是何物，他才能在看到他人受到肉体上的伤害时，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同情心”和“仁”。同样，解释者要能够对哲学家及其文本产生“同情”的理解和设身处地的体验，他自身的意识、精神和生活经验恰恰是必要的条件。正像哲学解释学强调的那样，“先见”、“视域”和“范式”，不仅不是深度理解和解释的障碍，相反恰恰是理解和解释得以可能的条件。据此而言，中国哲学的重建，迫切需要的是不断获得新的视域和范式。 20世纪前期，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解释，也正是在各种不同的视域和范式的关照下进行的。没有各种“视域”和“范式”，中国哲学就不可能向我们呈现出丰富多彩的意义。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形象，带有很强的实验主义和进化论的格调；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叙事，则与新柏拉图主义和新实在论具有密切的关系；牟宗三的中国哲学思考受到了康德哲学的很大影响。胡适、冯友兰和牟宗三的视点有不准确和比附的地方是可能的，但他们根据一种视域和范式对中国哲学进行的深度观察，决不是一时的冲动和随心所欲，而是一种持续性地凝视和精神活动，这就使得他们的中国哲学建构具有开拓性的意义。问题只是，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的“视域”和“范式”，必须与中国哲学的文本进行双向的、复杂的意义运动，即必须经过从视域和范式到文本、再从文本到视域和范式的反复交谈和对话，以在二者之间水到渠成地涌现出意义共鸣和恰到好处的契合。总之，只要我们理解和诠释中国哲学，我们就需要“先见”和“视域”，“先见”的不断扩展，新视域的不断产生，恰恰是实现中国哲学新的理解和诠释的基本条件。 最近20多年来，从单一的唯物、唯心和反传统等范式中摆脱出来的中国哲学，呈现出了理解和解释范式的多样化，观察的视点和视域也发生了不少变化。例子之一是有关“儒教”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倾向于把儒教、儒学与宗教联系起来加以思考，这是非常有趣的。梁漱溟、熊十力基于他们对宗教的范式和视域，都把儒教和儒家与哲学联系起来而使之与宗教划界。同样，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的宗教观，对他们的中国哲学研究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当他们将中国哲学整体上看成是对宇宙和人生“理性”追求的一种体系时，他们也都把中国哲学与宗教严格划清界限，或是对中国哲学的佛教化持否定态度（胡适），或是把它看成是中国哲学的非主流思想加以忽略（冯友兰和张岱年）。在此，他们对宗教的理解和价值观起到了关键作用。他们都相信哲学高于与科学对立的宗教，把儒学、儒家与宗教区分开恰恰是为了提升和维护儒家思想的特点和价值。但是，现在当大家重新认识了宗教及其意义的时候，逻辑就被颠倒了过来。把儒教、儒家与宗教联系起来，或者通过宗教的视角来观察儒教、儒家，却又成为提高儒家地位和重建儒家价值的一种方式。又如，在“诠释学”的视域之下，“中国经典诠释学”的视点近几年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再如，随着生态主义的兴起，人们也开始从生态观和生态伦理的视域去挖掘中国哲学中的生态意识。其他诸如从民主、自由、人权、人文精神、终极关怀、超越（“内在超越与外在超越”）、经济伦理、管理以及从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视域和范式观察中国哲学的视点，都在扩展着中国哲学的理解和解释方式。但老实说，在这些范式和视域的运用中，还缺乏深度和广度的视点，还没有产生出具有普遍影响力和震撼性的原创性叙事。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从反传统的中国哲学叙事转向肯定传统的叙事之后，对中国传统哲学也生产了新的隔膜和疏离。一个典型表现是，在为中国传统哲学正名、检讨反传统倾向的过程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又陷入到了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之中。“中国传统哲学”就在我们“回到中国传统”的过程中产生了单调化和贫乏化。如果我们“单向度”地把中国传统哲学视为可恶或者完美，我们都会失去对中国传统哲学的认知和转化能力，中国传统哲学对我们也就丧失掉了复杂的内涵。如把“和谐”、“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等中国哲学观念公式化和口号化。当我们把这些作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范式和信念的时候，我们高度简单化的不仅是这些符号，而且也是中国哲学本身。当中国哲学被空洞的“和谐”、“天人合一”笼罩的时候，中国哲学不是由此而变得充实和丰富，而是显得苍白和贫乏。这种花架子式的摆设和廉价的推销，反而加重了中国哲学的意义危机。我们当然不是反对这些范式和符号，而只是想强调，当我们把这些符号作为中国哲学重要范式和价值的时候，我们必须进行理论化和体系化的建构，使之成为一个复杂的、丰富的具有立体感的信念。我们现在常常强调“问题意识”，但真正的问题意识，就是要能够提出具有开拓意义的“新的问题”，并深入地解决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