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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先生发表的对于《易经》的看法引发了热烈的讨论，话题是中国作为一个古代科学技术发达的国家，为什么却未能萌生近代科学。在中国古代的重要经典中，唯有《易经》涉及宇宙思考，所以对自然科学影响较大。我想，问题恐怕不在于中国没有萌生近代科学，而在于近代科学从西方传来中国的时候，为什么受到如此的冷遇和抵抗。 欧几里得几何学的创立是科学史和人类思想史上的大事，而17世纪徐光启翻译出版《几何原本》也应该成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大事。徐光启（1562－1633）与伽里略（1564－1642）是同时代人，如果欧几里得的思想在明代就能引起中国人的注意，其实并不算晚。可惜它在这片土地上没能激起丝毫微澜。遭受同样命运的还不仅是《几何原本》而已。直至19世纪中叶出版的《海国图志》和《瀛环志略》，一样地没有几个人读。连梁启超也是去北京会试回粤经过上海，买到《瀛环志略》，才第一次知道原来这个世界竟有五大洲。中国人的这种对于外来信息的麻木，一是出于把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二是出于对古代圣贤的崇拜。凡是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相悖的东西都会在这里受到抵制。由于认为古人比今人高明，祖宗之法不可改，尧舜时代是最辉煌的，周公孔子是最高明的，越古老的东西越神圣，对古圣贤的任何质疑都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对新兴的和外来的东西一概持排斥态度。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致命的缺点。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才将这千古铁律凿开了一个缺口，虽则仅仅是一个缺口而已。 再来看《易经》和科学的关系。《易经》中的太极图只含阴阳二仪，其包容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不能牵强附会地把物理上的正电和负电、波粒二象性，化学和生物上的许多规律，以及今后几百年乃至遥远将来的科学成就，都看作是对《易经》内涵的破译。科学上的新发现符合于阴阳二仪，本不值得惊讶，并不能证明《易经》有先验之效。决不能说科学家奋斗了几百年才取得的成果都无非是《易经》中早就蕴含着的东西；似乎只要捧着《易经》冥思苦想，就能悟其真谛，就能有伟大发现，更可省却那么多的实验工夫。至今不少学者在潜心解读《易经》，仍然是出于对终极真理的追寻。 《易经》的作者不可考，它的创制可追溯到远古传说中的伏羲和周文王的时代。如果说它在殷末周初已见雏形，那么它大概是三千年前的作品。应该说，它或对或错，对后世是不用负什么责任的，它的不明确性似乎也不是什么大缺点。问题在于《易经》的不明确性提供了后世对它的解释随心所欲的可能性。如天人合一，可以解释为人类应该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一个符合环保的理解；但也有人解释为认识世界可以不通过实践，而只需“内省体验”，从而走上左道傍门的异端。至于《易经》的原义如何，并不重要。算命先生对未来的预言总是相当含糊，正是这种含糊才使得一些人感觉预言的正确。《易经》后来按照道教的需要进行了全面的诠释，成为道教教义的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现代科学要求明确性，要求实验证据。由于传统的思想方法与现代科学完全不同，而它自五四以来又被冷落了几十年，乍一接触反而觉得有一种新鲜感。这就使一些人误以为从中或者可以为科学找到一条新路，甚至想完全替换现代科学的目前的思路。这也是打着“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旗号的有些伪科学（所谓“人天科学”）所宣扬的东西。一些人踩入的误区，正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极致，把《易经》奉为后人不可逾越的终极真理，感叹它的博大精深，似乎包孕了五洲四海社会自然过去未来的最根本大义。一个民族被这种观念占据了统治地位，不管它的科学文化曾经多么辉煌，也注定地会走向衰落。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近代中国的命运。至于莱布尼兹和汤川秀树曾经从《易经》捕获过科学研究的灵感，并不能据此说明《易经》对科学研究应该具有指导地位，正如科学家有时也从文学、音乐和绘画中获得灵感一样，本质上属于一种触类旁通。 《易经》产生于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代，即使把它看作一种游戏，也不能不承认它达到了和谐和完美，是一部相当精彩的作品。研究《易经》，如果把它看作为古人的智慧，古人的想像力和追求，固然无可非议。好比宗教和神话中的宇宙图画仍然有欣赏价值；好比天文学确认了月球是地球的一颗卫星，却并不能使中国传说中的嫦娥和希腊神话中的狄安娜有所逊色。但是欣赏是一回事，顶礼膜拜是另一回事。不但是《易经》，任何传统文化都不应该成为科学研究的桎梏。既能包容一切优秀文化，又不讳言自身缺点，这才是我们应该发扬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