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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特·阿罗拉 著 吴万伟 译 本文探索了关于公民行为和个人自由的人文主义儒家以及它与中国人国家的变化关系。 在文革中，中国千百万的红卫兵在毛主席邀请下开始疯狂破四旧：旧风俗、旧文化、旧习惯和旧思想。他们破坏古老的庙宇、捣毁文物、焚烧寺庙、攻击传统艺术、揪斗少数民族和“资产阶级思想家，所过之处留下了50万人的伤亡。儒家成为特别的怨恨对象，年轻人受到鼓励要质疑家长和老师（传统上他们都是得到非常尊重的人），很快就高喊“父母可能爱我，但是赶不上毛主席爱我”的口号游行了。 文革后来甚至被死硬的共产主义者承认是彻头彻尾的灾难，这不是中国领袖第一次把矛头指向儒家学说。创造兵马俑的中国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曾经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对儒家清洗过，焚书坑儒，但这样的事对于儒学来说是例外情况。后来儒学被复兴、修改和再次兴旺（最长时期的衰落是在唐朝）给予中国几乎2500年的独特的文化延续性。 没有一个人为中国文化留下的影响比这个生活在2500年前社会动荡时期的思想家孔子更深刻。他是试图创立和实践管理艺术的学者和试图成为中层官员的官僚阶层成员。(1)虽然像柏拉图一样，孔子在现实世界没有取得成功，但奠定了中国很多后世关于教育、理想人格的成分、如何生活如何与人交往、应该参与的社会和管理形式等思想的基础。(2) 像佛祖、耶稣、苏格拉底一样，孔子也没有写一个字。甚至被认为最接近孔子思想的《论语》也是在他去世后被后来很多代的学生编纂而成的。为了明白他在中国产生的影响，一个更好的方法是在阅读《论语》的同时也阅读被认为构成儒学核心经典的其他三部评注性著作即《孟子》、《大学》和《中庸》。 儒家经典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它对现实世界的生活的关心。尽管存在一个尊重抽象的天和祖先的义务，非常明显的是里面没有上帝，也没有很多对于宇宙起源、物质和认识本质（如佛教）、死亡等形而上学思考和关心。在孔子看来，人不应该浪费时间探讨天的力量和精神世界，而应该关心现实世界的问题，通过教育和人格修养最好地处理这些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更少宗教和思辨色彩，更多的是对于个人和社会行为的人道主义话语。 金科玉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经典中占有突出地位。许多教导是基于道德互惠性基础上的。主导性观点是人性天生是善良的，因为我们的失误而遭到破坏。通过自己的努力人人都可以重新复兴最初的善良。这实际上是所有学习的目标，发现我们的普遍人性，按照人性度过世俗的生活，也就是天道或者简单地说“道”。一个明显的含义是发现自己内在的天性就会导致内心的平静和社会的和谐。 而且，儒家经典认为在道德能力上，人人都是平等的。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至少可以成为君子。那些不追求自我修身道路的人并不让孔子觉得困扰，这一点可以从他的简练而又感到绝望的话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但是他从来没有丧失对于教育改造人的力量的信心。(3) 孔子认为自我修身是社会秩序的根源，而社会秩序是和平和政治稳定的根基(4) 作为他那个时代的循序渐进的根本性的思想家，他赞同社会从拥有奴隶的社会转向封建时代（如果脱离这个背景，现代共产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可能认为他是反动派)，他说君子没有义务效忠于无道的昏君，必须准备好为了捍卫原则而牺牲性命（舍生取义）。(5)《论语》第9:26中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好的政府实施人道的管理，“通过美德和道德模范而不是靠武力惩罚。”(6)儒家经典里有很多圣王应该具备的品质。比如，他必须具有五德：仁、义、礼、智、信。他必须使用九条标准管理他的国家： 培养个人品德、奖赏值得奖赏的人、关爱亲人、尊重大臣、把自己看作官员整体的一分子、爱民如子、吸引各种手工业者、对远方的陌生人表现温柔、给予封建诸侯施加友好和让人敬畏的影响力。[6] 几个世纪后，在纪元后第二个千年初期，在佛教、道教和其他社会改革派的影响下出现了我们所说的理学。理学虽然把道教概念比如气、阴阳、太极也转向更糟糕的地方，采取了更加具有等级差别的社会观。比如详细阐述五种社会关系，和每个角色的行为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它提倡服从权威、忠诚顺从、正统家庭价值观、孝顺父母、勤俭节约。几乎可以肯定，孔子可能会反对这些的。 就像在印度的中国菜一样，佛教在中国也改变了它的风味。虽然有共同的不可知论和关注这个世界等特征，佛教中优先考虑的个人精神探索、超脱和隐修生活等对儒学构成了威胁。因此在中国出现了所谓“儒家化”的佛教。正如印度教从佛教而来并在印度将佛教边缘化一样，理学在中国把佛教边缘化了，并非主要因为它是外来信仰。(虽然它不可能像在印度一样完全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儒家经典是中国1300年（直到1905年）科举考试课程的核心内容。这种全国范围的管理体制（很可能影响了英国在印度的管理模式）帮助形成了文化同质性和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减少了政治上的地方分裂，塑造了共同的身份认同，这使得20世纪的中国民族主义成为可能。毫不奇怪的是，这样做也付出了代价。按照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说法： 到了公元12世纪，类似于国家儒教的东西开始出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往里面添加了一些在最初的《论语》中不明显的普遍真理。比如，现在儒家思想这个广泛的定义中包括在内的东西比如对于女性的敌意和贬低，家庭等级差别的严格和不灵活的体系，对于贸易和资本积累的蔑视、对非常严酷的惩罚的支持，对于表现顺从和尊重的过时礼仪的大肆追捧以及中央帝国要求的习性反应。(1) 毫无疑问这造成了中华文明后来的停滞。造纸术、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四大发明的故乡变得内向、排外和缺乏创造性。现代史上的殖民侵略和羞辱留下来的意识毛主义的经验和后毛时代世俗的儒家观念需要很长的路来解释现代中国的进程。 值得注意的是当今孔子和佛祖不同，甚至也和众多的印度教精神领袖和瑜珈师不同，他在东亚中国文化圈之外几乎没有跟随者。 这或许是因为儒家的理想道路是“修身的个人组成的社会”重点放在“社会”和“个人修养”上。两者手拉手相互促进谁也离不开谁。 它要求人们提高自身修养以便建立关键的“社会和谐”整体,这个整体导致个人更广泛的修养和更大的和谐。但是人们能在没有社会和谐对应物的西方谈论儒家的个人吗？这就是为什么在西方很少有孔子信徒的原因。佛祖的启蒙当然是非常个人化的道路，所以引起更强烈的反响，同样道理，通过印度教圣人的“智慧”拯救自己的观点也很受欢迎。 现在又重新出现了儒学的一种新形式。中国政府积极推动孔子思想的传播在50个国家建立了120家孔子学院。对于孔子的尊崇在中国很兴盛。北京奥运会上“和谐”成为突出的主题。这个圣人被东亚亲市场的专制政府拿来收买、帮助、推动人们自愿服从、法律、秩序、民族主义。这些政权也打着不同与“西方价值”的“亚洲价值观”的幌子拒绝给予公民很多的人权。那不是孔子说的话，《论语》中清清楚楚地说“他更接近个人自由而不是坚定地服从国家。”(3) 原文注释： [1] Jonathan Spence in Confucian Ways, Reith Lectures, 2008. [2] Confucius,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3] What Confucius Said, Jonathan Spence reviews Simon Leys’s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997. [4] Confucianism,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2008. [5]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by Jonathan Spence. [6]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by Wing-Tsit Chan. 译自：What Confucius said? Namit Arora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