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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经、进士等科的考试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明法、明书、明算等科，还要考试各科所习专业课程。考试的方式方法,唐至宋初,有口试、帖经、墨义、策问、诗赋五种。宋以后主要试经义。 帖经是唐代试士的一种重要项目,各科均须帖经。方法是主试者将经书任揭一页，留出一行其余遮盖，再在这一行字上用纸帖盖三字，令考生将被遮盖的字读或写出来。以明经科为例，每经帖十次，答对五次以上为及格。 墨义是主试者从经书中提出若干问题，令考生就书中原文笔答，不加解说。例如原题是"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答题就开列七人的姓名，如果答不出就写"对未审"。这种问题有时也采用口试方式，称为"口义"。由于问答很简单，所以常须问几十条乃至百条，方能统计成绩。 以上两种考试，显然只在测验记忆能力。当初所以实行，因为唐承魏晋南北朝,宋承五代十国,儒家的经学及其倡导的封建道德规范在士人中的影响削弱，唐、宋统治者为了提倡经学,宣扬封建的纲常名教,以帖经、墨义等考试方法，迫使士人攻读经书、铭记在心。但后来应考人士成倍增加，这种简单、机械的命题考试，难以把数千名考生的优劣程度区分出来，于是帖经就专帖孤章绝句、疑似参互之处，以迷惑考生。此种考试徒然浪费人的时间精力，无助于启发人的聪明才智。宋代王安石就认为帖经、墨义都是"无补之学"，以这种考试所选拔出来的人，"使之从政，则茫然不知其方"。 策问是主试者就当时政治、经济、军事、生产等方面提出亟待解决的问题，由应试者发表意见，作出书面回答。唐初明经科须答策问三道，进士科须答五道。这是一种较好的考试方法，可以使士人从经学的死记硬背中解脱出来而面向现实，用经史知识研究政法财经等社会问题，有助于促进知识分子的政治见解和才能的形成。唐和宋初通过科举网罗了不少才识之士，策问起了一定的作用。但科举考试经常举行，久而久之，试题不免陈陈相因，于是士人就设法搜求历年考试登第者的对策论文，熟读强记以应付考试。据史书记载，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应试之前，也准备了20余篇策论，熟记了一些有关文章。可见就是较好的试策方式，用之既久，也同样产生弊病。 诗赋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要考试项目。唐初考试由于"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乃下诏进士加试诗赋。作诗赋既要具备足够的自然常识、文化知识,还要具有一定的形象思维能力,并要有激情。这一切都有助于活跃人的思想，陶冶人的感情。但科举考试在于选拔官吏，并非选拔诗人，诗赋作得好，并不一定善于吏治。唐代宗时礼部尚书杨绾批评开元、天宝之际的进士"以声律为学，多昧古今"，"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旧唐书》卷一一九 《扬绾传》）。他认为经史知识是居官所不可缺少的。北宋的王安石，南宋的朱熹，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前者认为诗赋无补于治国，后者认为诗赋无助于人的道德修养，都要求取消诗赋。但直到清末，诗赋一直是进士科的考试项目。 北宋神宗以后,废除了帖经和墨义,代之以经义。所谓经义，就是以五经中的文句为题，应试者作文阐明其义理。写这种论文有较多发挥思想的余地,较之帖经、墨义自是一种进步。到了元代，明文规定经义考试首先须从四书中出题,答案须根据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不得任意发挥。明中叶以后，又要求阐发经义的文章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于是，经义考试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严格的要求。 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 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是用两句话将题目的意义破开，"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说明之。破题论及圣贤诸人须用代字，如尧舜须称帝，孔子则称圣人；承题则与此相反，可直呼其名， 不再避讳。"起讲"为议论的开始， 首二字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字开端。"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下自"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议论，以"中股"为全篇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又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名"八股文"。一篇八股文的字数，清顺治定为550字，康熙时增为650字，后又改为700字。 八股文注重章法与格调,本来是说理的古体散文,而能与骈体辞赋合流，构成一种新的文体，在文学史上自有其地位。但从教育的角度而言，作为考试的文体，八股文不仅使士人的思想受到极大的束缚，而且败坏学风。因为八股文从内容上要求作者用古人的思想与口吻，代圣贤立言，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八股文的试题既然出自四书、五经，士人预先就经书中可以作为试题的写成若干篇文章，或请人代作文章，平时只熟记这些文章，以便临考侥幸猜中，随手拈来。 在主试者方面，由于多年考试，四书、五经上可作命题用的成句几乎使用殆尽，为了防止士人投机取巧，不惜截取经书部分语句作为题目，或者截断语句任意搭配组合，以致试题五花八门，不伦不类。士子临场面对此等题目，或束手无策,或信笔而不知所云。八股文自其形成之日起,便遭到物议，批评最为严厉深刻的莫过于顾亭林在《日知录》里所说："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四百六十余人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