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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选拔人才任用官吏的制度，代有不同。魏晋南北朝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行之既久，大小中正都为世家大族所把持,品评人物的标准不是德才,而是门第的高低，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完全成为巩固门阀势力的工具。为了消除这一积弊，由隋至唐，逐步为科举制度所取代。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定制每州每岁贡士3人。开皇十八年(598)诏"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炀帝大业三年 (607)四月，诏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 德行敦厚、 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才堪将略、膂力骁壮，十科举人。大业五年 (609)六月，又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以上二科举人、十科举人、四科举人，虽然不过偶一行之，但说明隋已开始分科取人。隋以后的史书称炀帝"置明经、进士二科"（刘肃：《大唐新语》），"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试策而已"(《旧唐书.杨绾传》)。后人以为十科举人中的学业优敏即明经科, 文才美秀即进士科。这又说明炀帝时就把"进士科"与"试策"办法联在一起，也即通过考试来选拔进士科的人才，从而"科举"与"考试"形成必然关系，产生了科举取士的制度。 唐循隋制，继续实行科举制取士。科举大体分两类。一类为常科，有秀才、明经、进士、明书、明法、明算等基本科目，每年定期举行。一类是制科，由天子主持，根据需要临时下令举行。常科的考生有两方面的来源,一是生徒，一是乡贡。由中央和地方学校将经考试合格的学生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就叫做生徒。不在学校学习而自学有成就者，可向州、县提出书面申请，经考试合格，由州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随各州进贡物品解送，所以称为乡贡。常科中明书、明法、明算不为人们重视；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曾规定凡被推荐应秀才科而不能入选,其所在州的长官要受处分,所以应秀才科的人很少。因此，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了唐代常科的重要科目。两科之中进士更占优势，成为入仕的重要途径。但唐初士大夫由科举入仕者为数甚微。因为九品中正制虽已废止，但勋亲要官子弟仍可依靠门荫入仕而窃居高位。到玄宗时期，士族地主和唐初的功臣贵戚集团均已衰落，刚刚上升的新贵政治地位尚不稳定，门第失去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依托，家庭出身不能成为高官子弟世袭高位的可靠保证。形势的变化使一些大臣注意按才学标准培养自己的子弟，于是以考试才学为主的科举就成为获取高官厚禄的主要途径。安史之乱后,随着一般地主的继续发展，中小地主和中下层官僚子弟读书的增多了，其间出现了许多苦读的人物。他们熟悉经史，注意当代时事，于是在贞元、元和之际一大批经世治国之士通过进士科被选拔出来，并且很快进入最高统治机构，担任重要职务。进士在宰相和高级官吏中占据了绝对优势，终唐没有再发生变化，进士科已成为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科举制度在其实行之初表现出以下的积极意义：①把选用官吏的权力，从世家大族的手里收归朝廷，有助于中央集权制的巩固。②选拔官吏有了一个知识才能的标准，使官僚队伍的知识文化水平不断提高。③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能调动地主阶级，尤其是中小地主阶层子弟的学习积极性。④从下层吸收人才参加各级统治机构，不仅改变了封建政府中官吏成分结构，使官僚队伍保持一定的活力,提高统治效能,而且有利于缓和地主阶级上下层之间的矛盾，特别是对于笼络下层士大夫，牢笼天下英才，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宋代科举办法，大体沿唐代之旧，分为常科和制科。常科设有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而以进士科为重，得人亦最多。制科所以待非常之才，由天子亲策，科目的设置变更无常，又不经常举行。宋代科举不同唐代之处在于取录广其名额,录取后厚其荣利。唐代进士及第名额,极盛时一榜不超过 50人，居常 10～20人；宋代最多曾达到四、五百名，平时亦百名左右。唐代进士及第后必须再经吏部考试才能授予官职，宋代进士及第即直接授官。北宋时学校与科举的关系曾发生过两次短暂的变化：范仲淹当政时,要求应科举者先受一定时间的学校教育;王安石进一步主张以学校代科举，士人通过学校考试可免予参加科举考试，径奏除官。他们的改革均因他们的去职而告失败。 明代立国之初,注意搜罗和培育人才,一面急于开科取士，下诏"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一时科举颇为兴盛。一面又重视设立学校,太学为明初培养了相当数量的德才兼备的封建官吏。据记载, "明初人才辈出,太学为盛"。然而没有几十年,明宣宗以后科举及第升官机遇以绝对的优势压倒了太学。不仅如此，自明至清，学校虽未废除，而且凡欲参加科举以取得功名的，必先进学校取得生员的资格。从表面看，似乎学校与科举并重，或者学校与科学融为一体，但实际应科举的人主要在家读书，并不到学校接受教育，学校也有名无实。即使学校认真进行教育，其教育目标及教学内容都与科举有直接关系，学校实际上变成科举的预备场所，成为科举的附庸。明代科举制另有几个特点。科举原由分科取士而得名，唐代常科有基本科目六种，宋代更多，明代则只余进士一科，进士科成为入仕的主要途径。从明中叶起,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南北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进士一选庶吉士，就被目为未来的宰相。只有明一代，入学中举，考取进士，谋得高官厚禄，已深入士子之心，比唐、宋两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种情况，持续至清末。明代以进士取士，虽沿用唐、宋旧制，而试士之法却大有变更，最突出的是自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开始盛行的"八股文"取士。这一特殊文体对明、清 400余年的教育与学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科举制度的产生，适应了当时社会政治发展的需要，对于维护封建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也选拔了一些才识之士。历代以科举入仕而显名后世的，唐：张九龄、颜真卿、郭子仪等；宋：寇准、包拯、司马光、王安石、李纲、文天祥等； 明：于谦、 海瑞、张居正、史可法等；清：林则徐、翁同□等。然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弊端也逐步显见。讲关节、重门第乃至贿赂公行，科学为有钱有势者所垄断；至于应试科举之作弊，自唐以来即未能免，渐积至于明清，舞弊之法更层出不穷，以致投机取巧成为风气。科举考试在实行之初，曾激起人们读书的积极性，但由于考试内容和方法的失当，又逐渐使人们不认真读书。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科举考试仍然以诗书取人，却责以理财、典狱、治水、防灾，自难胜任。鸦片战争后，传统教育空疏无用的弱点益形暴露，在有识之士的"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下，首先对科举的内容进行改革，其次递减科举取士之额，最后在光 绪三十一年(1905)清政府下令"停科举以广学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