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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海峰 编者按 科举制是我国历史上选拔官员的考试制度，历经隋、唐、宋、元、明、清六朝，存在1 300年之久。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和废除是历史的必然和进步。今年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100年，为了全面认识科举考试制度的历史影响，把握近代考试制度的演化规律与特征，客观评价科举制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更好地服务于我们今天的考试，本刊邀请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两位学者撰文。 中国考试在世界上占有特别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悠久的考试历史。中国是考试制度的发源地，考试是中国的一大发明。在中国考试史上，最重要的是科举考试。作为中国古代人文活动的首要内容，科举的影响既广且远，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还远播海外，对东亚和世界文明进程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在公元8至10世纪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 东亚科举文化圈 在日、韩、越三国中，日本是最早仿行科举，同时也是实行科举制时间最短的国家。公元7至8世纪之际，日本引进中国的律令制度，实行与唐制基本相同的贡举制度。日本的贡举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等四科和医、针等二科。然而，日本科举理论上虽人人皆可参加，实际上只限于官僚子弟占绝大多数的大学寮学生报考。因此唐朝科举较具平民色彩，日本科举则带有浓厚的贵族化气息。由于贵族干政、学官世袭，到10世纪以后，日本的大学寮基本上为贵族所把持，博士推荐大学寮中的学生参加科举，不是依据才学高下，而是以资历名望，致使科举日渐流于形式化。11世纪以后，虽然在形式上还继续实行式部省试，但考生皆由权贵推荐，应考者几乎是无条件及第。科举制至此已完全异化，此后再也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以至现代许多中国人甚至日本人都误以为日本历史上从未引进过科举制。 然而，在8、9世纪，日本确实曾经实行过科举制度，至今也还可以考证出不少当时的进士及第者。当时日本人所写的有关科举及第和落第诗，与唐代的同类诗歌如出一辙。如《日本诗纪》卷17菅原道真《绝句十首，贺诸进士及第》中《贺和平》诗云：“无厌泥沙久曝鳃，场中出入十三回。不遗白首空归恨，请见愁眉一旦开。”《贺橘风》诗云：“四十二年初及第，应知大器晚成人。”《贺田绕》诗云：“龙门此日平三尺，努力前途万仞强。”《贺野达》诗云：“登科二字千金值，孝养何愁无斗储？”纪齐名编辑的《扶桑集》中，收有菅原淳茂的《对策及第后伊州藏刺史以新诗见贺，不胜恩赏，兼述鄙怀》诗，描写久困科场后金榜题名的喜悦心情：“穷途泣血纪兼秋，今日欢娱说尽不？仙桂一枝攀月里，儒风四叶压人头。”与唐代孟郊进士及第诗异曲同工。而三善善宗《落第后简吏部藤郎中》的“被病无才频落第，明时独自滞殷忧”则反映出应试落第者的痛苦。[1]这些诗都具体生动地证实了日本实行科举制度的情形。另外，中国清代陆心源编《唐文续拾》所收菅原道真《请秀才课试新立法例状策问征事可立限例事》、《对策文理可详令条事》、《请被补文章博士一员阙共济杂务状》等文，也是有关日本实行科举制的史料。[2] 韩国历史上的科举是中国域外实行科举制最长、也最为完备的科举。从公元958年起至1894年止，科举制在韩国历史上存在了936年。高丽朝科举从唐宋科举制借鉴而来，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属中国科举的。高丽朝恭愍王十九年（1371年）明太祖遣使来颁科举诏后，高丽科举乡会试程式一依明制，第一场试《五经》义，限500字以上，《四书》疑，限300字以上；第二场试礼乐论，限300字以上；第三场试时务策，限1000字以上，要求惟务直述，不尚文藻。中式后再考书、算、律，书则观其笔画端楷，算则观其乘除明白，律则听其讲解详审。 李朝于公元1392年取代高丽朝统治朝鲜半岛后，立即继续实行科举制。李朝太祖元年（1392年）定科举法，初场罢《四书》疑和《五经》义，改试讲论，目的是为了“抑词章蹈袭之弊而务得穷经实学之士”，但实行数科之后，实践证明并不能选拔到“经学杰出之才”，于是在太宗七年（1407年）吉昌君权近上书请改定科制、罢讲论而复试疑义，并乞中场罢古赋而试以论、表各一道及判一道。权近还认为“汉吏之文，事大要务，不可不重”，建议设立考试诗赋、吏文、经典、汉语的“汉吏科”，与正科同榜唱名。[3]李朝还扩大生员进士试的规模，并仿《礼记·王制》的古语，称生员进士为“司马”。高丽朝中叶以后一般是三年一试，每科取三十三人，李朝将三年一试称为“式年试”，属于“大比之科”，通常录取人数也是三十三名，后期式年试录取人数常达四十至五十名。李朝还根据需要临时加科，称为“别试”，相当于中国明清时期的恩科，凡遇皇帝登基、行幸、万寿、太妃附太庙称庆，册封世子、世子行冠礼、世子入学称庆等庆典都开别试，而且每十年开一“重试”，允许堂下官等现任官员赴考。此外还有增广试、谒圣试、春塘台试等科目，这些式年试以外的科目少则录取三名，多则录取四十余名，通常录取人数为十余名。李朝的科举甚至比同时期的中国还更为频繁，几乎每年都开科，达到了十分兴盛的程度，在社会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中心地位。 中国在明代，科举已被人们视为天下最公平的一种制度，因而有“科举，天下之公；……科举而私，何事为公”之说。[4]万历十七年（1589年），礼部郎中高桂说：“我朝二百年公道，赖有科场一事。”[5]而李朝在光海君统治期间，与中国非常类似，也有“我国公道，唯在科举”之说。[6]当然李朝也出现不少与中国科举类似的弊病，也不时有关于科举存废利弊的争论，直至高宗三十一年（1894年）停罢科举制为止。 越南科举从公元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东亚三国中最迟实行科举也是世界上最晚废止科举的国家。与高丽一样，越南实行科举和中国五代十国时期许多地方割据政权实行科举有类似之处，都是看出科举对选拔人才稳定社会有积极作用才模仿采行。越南科举始于李朝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但李朝科举只举行过四次，且录取人数不多，影响不大。陈朝建立后，陈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设立太学生科，从太学生中考取进士，并以三甲定高下。在举行过十次太学生科考之后，为了扩大科举取士的范围和影响，陈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创设进士科，考取了五十名进士，越南进士科至此方才确立。 黎朝以后，则模仿中国明朝科举。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遣使颁科举诏，准许安南、高丽、占城士人在本国乡试毕，贡赴中国京师参加会试。明成祖永乐四年（1401年），安南重入中国版图，设交趾布政使司。明宣宗宣德二年（1427年），明廷撤官吏军民北返，安南再次独立，黎利于次年（1428年）正式称帝，国号大越，至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受明朝册封为安南国王。越南黎朝的科举出现兴盛局面。与韩国科举相比较而言，到后来越南科举似乎与中国科举更类似，阮朝甚至还于明命十年（1832年）在科场中引进八股文这一标准化的考试文体。[7] 总的来说，越南科举在正规性、权威性和满足行政职位的要求、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等方面皆逊于中国科举。但与日、韩科举比较起来，越南模仿中国科举在有些方面却更到家，例如韩国科举史上长期未设立贡院这种大规模的科举专用考场，而越南不仅在科场中采用八股文，还建立了规制严整的专用试场，与中国明清时的贡院十分相似。中国科举也是越南科举创制时的主要依据。科举制被东亚三国所模仿，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东亚科举文化圈的形成，对各国文化水平的提升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科举西传：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除了被东亚国家所效法以外，科举制对世界的重大影响更主要体现在被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所借鉴。孙中山在《五权宪法》中曾说：“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近代以来，中国不断学习西文、西艺、西政，现代许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产物。在反向文化交流中，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制度文明被西方借鉴的最突出的事例。 以往邓嗣禹等人的研究虽举出了大量资料说明英、法、美等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曾受中国科举的影响，[8]但因为没有举出直接指明“这是借鉴中国科举而来”的资料，因而被一些人认为此说尚不能确立。笔者认为，由于东西方文化和国情之间的差异，18、19世纪的欧美国家不可能像10、11世纪的高丽、越南等东亚国家那样照搬中国的科举制，朝鲜科举有进士和状元，越南科举连贡院和八股文也学过去，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汉字文化圈的国家。而且，相对于有形的器物文化而言，无形的制度文化之借鉴总会产生“橘化为枳”的变异，也不像器物文化那么直观。考察西方国家是否借鉴了中国的科举制，关键是看其是否吸取了考试选才的本质精神———公开竞争、平等择优，至于考试的内容和具体方法不可能会一样，因此，在已证明西方考试制度是将科举考试的平等原则借鉴过去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英美等国实行文官考试之后的明确的定性说法，则可以使科举西传说得到确立。 过去，科举制曾影响欧美国家的观点虽然存在着争议，但许多对此问题较了解的人士还是肯定此一论点。1972年，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与日本创价大学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就曾谈到：“实际上现代英国的官吏制度，是仿照帝制中国的官吏制度而建立的。同罗马制相比较，中国的这种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约在两千年的时间里，或大或小，它成了统一中国和巩固秩序的支柱。但它同样是有限度的。鸦片战争时，在侵略中国的英国人心目中，当时的制度是极为优越的。英国人曾考虑以后英国是否也要采用。各种议论的结果，同样在英国也确立了通过考试选拔任用行政官的制度，今天已经广泛普及。”[9] 1870年以前记载科举制的西方文献至少有120种以上相关文献，有明确的史料说明英美等国建立的文官考试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启示和影响。在1896年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环行记》一书中，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谈到科举时便说：科举是“中国文明的最好方面”，“它的突出特征令人钦佩，这一制度在成千年中缓慢演进；但它需要（就如它将要的那样）移植一些西方的理念以使之适应变化了的现代生存环境。当今在英国、法国和美国正在取得进展的文官考试制度，是从中国的经验中借鉴而来的。” [10]丁韪良十分清楚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系模仿中国科举制度而来。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包括丁韪良在内的一些人士不断明确指出欧美文官考试制度系从中国借鉴而来的情况下，在当时欧美国家中没有任何人否认过这一点或声称文官考试制度是其自身发明创立的，说明一般西方皆认可这一事实。如果这一说法站不住脚，当时就必然会听到不同的声音。因此，笔者认为，在找到上述当时明确指出英美等国文官考试制度曾借鉴中国科举制的宝贵资料后，科举西传说可以确立。 欧美各国在18世纪以前，文职官员的选用，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或实行政党分肥制。这些文官任用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任用私人，带来结构性的贪污腐败，使各种无能之辈充斥政府之中，因政党更迭而大批撤换行政官员还会引起周期性的政治震荡和工作连续性的中断。而科举制实行竞争考试、择优录取，政权向平民开放，标榜公开取士，惟才是举。当西方人知道遥远的东方帝国竟然有这么一种奇妙的文官制度时，不禁产生出特殊的兴趣并大加赞誉，进而仿效。比起贵族等级制或君主赐官制等选官制度来，科举取士无疑具有其优越性。科举考试制度虽然产生于等级森严的中国封建社会，但其“公开竞争、平等择优”的精神却具有超越封建时代的特性，是中国封建社会难得的较为公平的制度。科举从形式上看相当公平，“朝为田舍郎”可能“暮登天子堂”，这种将相本无种、茅屋出公卿的官员选任办法促进了社会阶层流动，可以保证行政管理人员维持较高的文化素质进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考试选才的公平客观性又可以排除人情关系对官员任用的困扰，因此引起西方人的兴趣并受到赞誉，进而借鉴科举制，建立了现代文官考试制度。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科举制西传欧美并影响世界，是中国对世界文明进程的一大贡献之一。如美国学者柯睿格1947年在《哈佛亚洲研究学报》发表的论文中便指出：“以科举考试为核心的中国文官行政制度的创立，是中国对世界的最重要贡献之一。”[11]中华文化在物质文明领域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是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等四大发明，在精神文明或制度文明方面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则是科举制。从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响而言，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科举制可称之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过去已有一些人将中国的某种东西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如说汉字是“第五大发明”、中医的经络理论是“第五大发明”等等。不过，这些“第五大发明”都只是中国人自己说说而已，总不免有点“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因为这些东西并未被世界普遍采用，西方人也不这么说。但是，将科举制与四大发明相比的首先是西方人。 早在一百多年前，已有西方人将科举制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与四大发明相比。例如，1835年7月，一位留居中国的英国人在英文杂志《中国文库》上撰文讨论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说英国东印度公司已采用了考试竞争原则，并预言：“这种中国人的发明创造在印度的充分发展，预示着或许将来有一天，它会像火药和印刷术一样，在国家制度、甚至是欧洲的国家制度中，引起另一次伟大变革。现在尚须显示中国已经如何阻止这一制度的美中不足，就像在几乎所有她的其他科学和技术中的不足一样。”[12]英格尔斯当时的预言并没有错，东印度公司实行的文官考选制度为英国文官制度的建立积累了经验、开辟了道路，科举制最终通过英国对世界各国的文官制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科举制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古代考试制度，其重要性超出中国之外，具有相当的世界意义，更何况科举文化对现代中国还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科举”很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萧瑞峰. 日本有没有实行过科举制度———读日本汉诗献疑.文史知识，1995（7） [2] 刘乃亮.也谈日本的科举制度.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3] 朝鲜太宗实录. 卷13，太宗七年三月戊寅条 [4] 张萱. 西园闻见录. 卷44：礼部3，选举·科场，所载万历初年御史魏允贞言 [5] 弇山堂别集. 卷84：科试考4 [6] 增补文献备考. 卷187：选举考·科制4 [7] 金旭东， 越南科举制度简论. 东南亚，1986（3） [8] Ssu-yu Teng. “Chinese Influence on the Western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VII (1942- 1943): 267-312. [9] 荀春生，朱继国，陈国梁，译. 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5: 275 [10] W. A. P. 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or China, South and North with Personal Reminiscences, Edinburgh and London, 1896: 42 [11] E.A.Kracke. “Family vs. Merit in the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during the Empire”,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10, 1947: 103 [12] 刘海峰.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 中国社会科学，2001（5） （作者单位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