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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朝以前历代统治阶级按照一定标准选拔人才的制度。选士制度开始于西周（一说始于春秋）。据古籍记载,当时选士形式有二：①"乡里选士",由各乡里逐级选拔秀士、选士、俊士、造士、进士。最后由司马把进士之贤者推荐给天子，任官授爵。②"宾兴之制"，三年举行一次，选举贤能。 春秋战国之际，养士之风起，当时士子进身途径靠请谒荐举和诸侯召见。汉代选士,一是任子，即靠世袭入仕，二是计吏入官，三是纳赀入仕，四是选举入仕。选举又分两类：一叫贤良方正，由公卿郡国选举，天子予以策试，诏举无定期。一叫孝廉秀才，由州郡察举，不经考试。安帝时，才加考试，并有年龄限制。此外，还有童子科的选举，年龄在12～16岁之间，能"博通经典"的得入选。作为选拔儿童特殊才能的推举和任用。西汉另有"公府辟举"法，供官府罗致名士。武帝时建立博士弟子员制度,博士弟子一由太常选补,一由郡国县道邑保举，入太学受业经考试后，按高下任官。太学博士的任用经由征召、荐举、选试。或以贤良文学、明经诸科入选，也有由他官迁调的。 汉代选士制度，流弊很多：一是汉代选士制度以财富为主要条件，他们凭借自己拥有大量财富，取得入选资格。二是西汉就有以选举不实而被免官。从光武帝起曾不断下诏书要求严格选举，甚或提出选举不实者要治罪。明帝即位之初，下诏书指出：选举请托权门,官吏贪纵为非，百姓愁怨。此时察举已有被郡国官吏把持的现象。章帝建初元年下诏书指出：选举名不符实，茂才、孝廉岁以百数，而授之以政，无所作为，注重门第而不以求贤为务。三是灵帝时，宦官专权，请托相当普遍，他们为培养自己势力,不得不扶植党羽,"徒讲交游,不重实学",甚至"拜门奔竞,货赂嘱托"公开盛行。三国时,曹操曾下诏求贤，特重才能，不拘微贱。曹丕当权，立九品官人法作为选拔人才制度。 隋以后各王朝设科考试，分科取士，是为科举制度。从此中国选士制度进入另一阶段，直至1905年科举废除为止。选士制度对中国历代教育都有一定的影响。 古代九品中正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汉代建立"察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选拔官吏的制度。也称九品官人法。 公元220年， 魏王曹丕掌权时，鉴于天下丧乱之后，士人流徙，脱离乡土， 他们的出身里爵、 道德才能都难稽考，因而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在各州郡设大小中正,各以本地人在中央任官员者充任，负责察访、品评本州郡的士人。 人物的品行定为上上， 上中， 上下， 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以此作为选人授官的依据。中正评定人物品级时，按家世门第高低、才德优劣，划分品等，然后向吏部推荐。吏部根据中正的报告，按品授官。高品授大官，低品给小官。中正还有权根据所管人物言行修著或德义亏缺情况分别升降进退，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这种以中正为中心，论品定级、选拔和升降官吏制度，叫九品中正制。初立九品，按人才优劣定品第，颇能纠正汉末"察举"为名士把持的流弊。但由于各州郡设大小中正，都由本州郡在中央任官员的"著姓士族"兼任，其结果必然为世族豪门所操纵，以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公门有公，卿门有卿"的现象。九品中正制成了世族豪门垄断政权的工具。选士制度，对当时的教育起了消极的影响。 至隋朝，罢除了"九品中正之法"，创立"进士科"，开始实行科举制度。 中国古代科场舞弊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学习好了，就可以做官。这学习与做官之间的桥梁，便是科举考试。自从隋唐开创科举制度以来，的确为无数的士子文人走向达官显贵铺设了一条金灿灿的路，甚至也有贫寒子弟，历经十年寒窗之苦，最后一张考卷定终身，换得光宗耀祖一步登天的锦绣前程。难怪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然而，这世界又是趋利若鹜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更何况一本万利的读书做官之道呢！于是，自古以来，在千千万万的士子文人拥拥挤挤抢过科举独木桥的时候，营私舞弊现象便层出不穷。科举初创的隋唐时期，已有处理科考作弊事件的记载。宋代开始，对科场舞弊者论罪处罚。明代，发生过几起较大的科场舞弊案，但对有关考官士子的处理，大都不过是革职、流放。清代科场，防弊视为要政，行法亦不姑息，并且在以往各朝防弊措施的基础上，制定了《钦定科场条例》、科举考试纳入了大清王朝的法制轨道，防止考场舞弊的有关规定是相当严密的。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考生作弊的手段也越来越巧妙，从院试小考到乡试、会试，科场舞弊案仍频频发生，考场上夹带、抄袭、顶替、倩代诸弊屡见不鲜，弊端最大的夤缘请托、贿买关节案件接二连三，有关作弊人员往往是人头落地被处以极刑，甚至殃及父母、兄弟、妻子。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场是战场，科场是杀场！求取功名的科举入仕之途，布满了情弊与血迹…… 唐代风行请托 李唐时期，科举初创，防弊措施不很严密，突出的一点是，试卷并不糊名，考生姓什名谁，考官一目了然。因此，唐时科场，盛行请托，"贵者托以势，富者托以财，亲故者托以情。"应试考生，往往借助达官显贵，事先把姓名通报给主试官员，考生便手持平素所作诗文，带上金银财宝，往谒考官，求得场上照应，当时把这一套叫做"求知已"。唐玄宗时，每当临近科考，豪门权贵互相串通，结为朋党，在科场之外形成多股势力，称之为"棚"，并推声望最高者为"棚头"，以此荧惑主试官员的视听。因此，官场对科场干扰极大，落榜者都是愤愤不平，常常喧讼闹事。 当唐德宗时，我们今天所熟知的许多文化名人都卷入到科场作弊之中。那是贞元年间的一次科考，主试官是权德舆，有亲信陆参在外为他"通榜"，即接受请托，通风报信。结果，有"唐宋八大家"之称的韩愈，私下里向陆参推荐了尉迟汾、侯云长、韦纾、沈杞、李翎、侯喜、刘述古等7人，这几位考生全都登第。就连崔群、杜牧、李商隐、卢肇、王维这些才子，也是由于场外有梁肃、吴武陵、令狐?等高官的力荐，才中榜入仕的。如此看来，不论考生写诗作文的真实水平如何，只有请托到位，才管事儿，才能榜上有名。 唐宪宗元和年间，科场请托之风尤盛，以致出身寒微的考生纷纷被挤下榜文，无权无势人家的子弟几乎与榜无缘。当时，考场内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欲入举场，先问苏张，苏张尤可，三杨杀我"。"苏张"即苏景文、张元夫，"三杨"是指杨汝士、杨虞卿、杨汉公，他们都是"上挠宰政，下干有司"的朝臣，权倾朝野，不可一世。经这些高官显贵打招呼的考生，百荐百中，又不在少数，哪里还有真正读书人的进身之路? 宦官上可通天，在古代各朝都是不可小瞧的一股势力。唐时，一些考生看准了这点，想方设法交结宫中太监，请阉党出面说情，通过这一途径登榜的有"芳林十哲"，像刘煜、任息、姜?、秦韬玉等都在此列。 也有考生求助坐镇一方的军将。史载、士子蔡铤、李岩士，分别拿着两位军将的推荐信来到华州应考，求中解元，被时人称为"对军解头"。 纵观唐代科场，虽说也有"畏于讥议"一秉大公"的考官，但为权势所胁迫，或因亲故情面难却，而接受请托的，确也比比皆是。史家就此评说：还没有考试，录取与否、名次先后，考官"已定于胸中"，这种科举"重在采访名声"，说情人以及考生的身份地位至为重要。所以说，以公平竞争选拔真实人才为宗旨的科举制度，一开始就走样了。 虽然唐代科场请托之风盛行，但因此被处分的考官、士子却极少见，这固然是由于手法较为隐蔽及官官相护的缘故，但更重要的一点，应该说是科举初创，防弊和惩处措施还没跟上，还无"法"可依。不过，在晚唐宣宗大中九年(公元855年，以下略"公元")，也处理过几位作弊人员。这一年，吏部考试宏词科举人，由于题目泄漏、被彻史参劾，结果充任考官的刑部郎中唐扶，降为处州刺史，已经登科的10人全部除名落第。这大概是唐朝唯一的一起科场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