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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时期。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丧失了数百年来经营的关中统治基地，实为寄人篱下，丧失了控制天下的能力。于是列国纷争，大国称霸，从春秋五霸到战国七雄，兼并战争和各国内部的政治斗争都十分激烈。旧有的统治秩序被彻底打乱，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都在发生深刻变革。“学在官府”的教育走向衰落，而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新教育形式──私学开始兴起。 造成官学衰废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天下动乱。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诸侯国内部争夺统治权的内乱，连年不断。各国统治者主要关注的是如何维护生存、扩大势力，无暇顾及教育，不论国学或乡学都难于维持，日趋衰废。 官学衰废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旧有的教育失去了价值。由于周王室已无力控制天下，“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到后来，甚至诸侯国君也大权旁落，而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原有的等级制度的崩溃使传统的礼制也受到了破坏。既然这些礼制规范已不再得到严格遵守，以礼乐为核心的教学内容也就缺少了实用价值，自然很少有人愿意去学了。于是天子的辟雍，诸侯的泮宫，地方的乡校，逐渐消亡。 官学教育的衰废，反映了“学在官府”的旧教育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革，政治权力的频繁转换，对新型的人才及文化教育的需求更为强烈。以孔子、墨子为代表的一批新型知识分子就以新的办学形式，聚徒讲学，从而成为创办私学、传播学术文化的先驱。 私学产生的原因，除了上述社会需求外，还有赖于两个基本条件，即有可教学的内容和有从事教学的人。在“学在官府”时代，民间根本不具备这两个条件，因此不可能有学，而到了春秋时期，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一是学术的扩散与下移。在统治阶层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被迫流亡他处，这些没落贵族的流亡导致了学术的扩散。例如周惠王、周襄王间争夺王位的内讧，使世代掌管周史的太史离周去晋。周景王死后，王子朝争夺王位失败，率领一批贵族及百工，携带王室所藏文献典籍逃到楚国，至于其他小规模的贵族流亡事件则层出不穷，造成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局面。这些没落贵族往往沦落民间，他们的流亡，不仅导致学术扩散到四方，而且使学术下移到民间，从而使民间有了从事教学活动的条件。 二是新兴的“士”阶层的出现。“士”在西周以前就有。按当时的社会等级序列：天子、诸侯、大夫、士和庶人，前三类都是贵族，而士介于贵族与平民之间，很难升到统治集团上层。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一批旧贵族在政治斗争中垮台了，沦落为士。他们一般都受过教育，熟悉各种典章制度，并且有操持各种礼仪的实际技能，正是他们将学术文化带到了民间。一些平民因有条件接触到学术文化，而上升为士。这样，士的队伍大大扩展，成为一个影响很大的社会阶层。 士与工、商、农并称“四民”。士一般不务农、做工、经商，脱离一般生产劳动，而是凭借掌握的学术文化及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专长，来为权贵服务。所以，士虽为民，穷困潦倒时可能连一般农、工、商都不如；而一旦被统治者看中，又可能获得高官厚禄。士的这种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的主要活动是作官从政、从事教学和学术研究，从政是主要目标，从事教学和研究则是打好基础，以提高学术水平和社会知名度。而要想成为一个士人，也必须从拜师学艺开始，学而优则仕“士”阶层正好为私学提供了师生双方的办学可能性。 私学的兴起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首先，它冲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学校教育为官府垄断的局面，扩大了教育对象。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并在私学中付诸实践，教育对象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平民，为学术的广泛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 其次，私学是专门的教育场所，这就打破了政教合一、官师合一的旧官学教育体制，使教育成为一种独立的活动。私学的教师以具有知识技能的贤士为师，开始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社会职业。教师可以自由讲学，学生也可以自由择师，私学当时已有竞争出现，相传连孔子的私学也曾经历“三盈三虚”。 其三，私学使教育内容与教育方式得到新的发展。在教育内容上，突破了西周的“六艺”范围，各家各派可以自由传授自己的政治、道德观点和新的知识、技能。在教育方式上，私学可以没有固定的教育场所，而以教师为中心，以学生主动求学为动力基础，办学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 其四，私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促进了先秦教育理论的发展。私学不仅造就了一大批卓有建树的教育思想家，如孔子、墨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鞅、韩非等，而且还出现了如《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商君书》、《韩非子》等记载了大量教育思想的典籍以及《大学》、《学记》等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奠定了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基础。 总之，私学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教育制度上一次历史性的大变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私学依靠自由办学、自由就学、自由讲学、自由竞争来发展教育事业，不仅符合历史潮流，也开辟了中国教育史的新纪元。 来源：《中国教育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