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种形象是“丑化”。晚清以来,孔子的形象江河日下,或被严重扭曲,或被无情抨击。太平天国洪秀全率领农民起义,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阶层,对于所谓“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的孔子本人及其思想自然全无好感,他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太平天日》一书编造了新的神话:天父上帝审判孔子,命天使捆绑及鞭挞他。孔子跪在天兄基督前哀求不已,上帝始命停止鞭打,永不准他下凡。太平军所到之处,焚烧孔庙,捣毁孔子像。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凡一切妖书,如有胆敢念诵教习者,一概皆斩。”太平军抵制孔子及其思想,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孔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对鬼神持怀疑态度。洪秀全创立上帝教,对于不信鬼神的孔子自然要打倒丑化。这是因政见及信仰不同而遭到丑化。 后来,袁世凯窃国、登上民国总统之位,定孔教为国教,提倡尊孔读经。章太炎写《订孔》一文,指出儒学是“中国的祸本”,孔子“最大的污点是使人不脱富贵利禄的思想”,“我们今日要想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号召青年:“以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塞绝与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 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认为孔子的忠、孝观点是维护宗法专制制度,“儒家之主张,徒令宗法社会牵制军国社会,使不克完全发达,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矣”。吴虞痛骂孔子为“盗丘”,说“盗跖之为害在一时,盗丘之遗祸及万世”。这些批判在当时看来不无道理,但情绪化、夸张化的言论色彩,不免使孔子形象受到严重“丑化”。 在西方历史上的三种形象 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第一种形象是“哲人”。第二种形象是“智者”。第三种形象是“完人”。 孔子思想大概从16世纪开始主要是通过西方传教士传播到西方的。几百年来,由于观察者的角度不同,孔子在西方历史上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象。 第一种形象是“哲人”。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中国传教史》中说:“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他所说的和他的生活态度,绝不逊于我们古代的哲学家;许多西方哲学家无法与他相提并论。故此,他所说的或所写的,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奉为金科玉律;直到现在,所有的帝王都尊敬孔子,并感激他留下的遗产。”“虽然不能说在中国哲学家就是国王,但可以说国王是受哲学家牵制的。” 利玛窦来到中国,看到读书人穿的是儒服,念的是四书五经,讨论的是孔孟之道,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皇帝也信奉儒家学说并以之治理天下。这样耳濡目染之下,他向西方传达的结论就是:“中国最伟大的哲学家是孔子。”这一切就显得顺理成章。 第二种形象是“智者”。德国黑格尔虽然说过“孔子的哲学就是国家哲学,构成中国人教育、文化和实践活动的基础”,但认为“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不能算是哲学家。黑格尔的理由如下:1、孔子只注重常识道德,或者说是“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2、孔子不懂思辨哲学。因此,“为了保持孔子的名声,假使他的书从来不曾有过翻译,那倒是更好的事。” 黑格尔本人不懂中文,他对孔子思想的了解只是限于传教士的译本,他所能接触到的是脱离具体语境缺乏鸢飞鱼跃活泼生动生命力的若干条孔子语录,他无法把握孔子思想的全貌,因此他对孔子的评价自然不高。黑格尔是欧洲中心主义者,轻视东方文化,他甚至不无偏见地认为汉语不宜思辨,对此谬论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严加驳斥。 第三种形象是“完人”。18世纪法国一批学者高度赞赏孔子,几乎认定孔子是个完人。伏尔泰认为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言基督未曾说过。基督不过禁人行恶,孔子是劝人为善。他尤其赞美孔子“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的格言,以为“西方民族,无论如何格言,如何教理,无可与此纯粹道德相比拟者。孔子常说仁义,若使人们实行此种道德,地上就不会有什么战争了。”伏尔泰在自己的礼拜堂中挂了孔子的画像,朝夕礼拜。 法郎士·魁奈是法国重农学派的创造者,马克思称之为“现代经济学始祖”,又说他“使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1758年,魁奈发表《经济表》一书,他的弟子声称:“有史以来只有三大发明,第一为信件之发明,第二为货币之发明,第三为前二者之结果的《经济表》之发明。”而《经济表》一书的结构模仿儒家《易经》六十四卦。因此,人称魁奈是“欧洲的孔子”。这一派对于孔子作了高度的评价:“孔子立教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类天性,不再为愚昧和情欲所蒙蔽,……应以理性为标准;凡是不合理性的,叫他们勿动,勿思,勿言。宗教道德优美到这个地步,真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还有一事要我们去做,就是把这种道德教训普行于世界。”魁奈本人认为希腊哲学不如中国,一部《论语》即可以打倒希腊七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