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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儒学是在中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中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则是当今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二者在同一个国度里先后居于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它们之间有没有关系？是什么关系？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传统的思想文化，也涉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本土化即中国化的问题。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十分重视发掘和批判继承儒学中的精华，包括道德价值、人文理想、民本主义、社会和谐思想等等，都受到执政党和学术界的重视，注意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容相通问题。这是当前中国思想界的主流。 但是也有极少数人，继续持一种二者不相容、不两立的观点，他们自称“儒家”或“新儒家”，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非我族类、入主中国的外来文化，坚持“华夷之辨”的立场，明确提出了“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的口号。他们的典型言论是“要马统则不能有儒统，要儒统则不能有马统，两者不可得兼”。还有人提出“鹊巢鸠占”说，意思是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这个位子，本来应该是儒学的，现在被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占领了，所以他们极力要恢复儒学在古代的那种“王官学”地位，希望重新回到“独尊儒术”的时代。要与马克思主义争夺主导意识形态的地位，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了，反映了当今中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和尖锐性，也说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已成为思想斗争的前沿问题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一元主导地位越明确、越巩固，就越能以开放的胸襟吸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精华为我所用，综合创新，与时俱进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理论和实践上找到了一条解决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正确途径，不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都从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不过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是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 除了前面提到的两种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之外，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二者是可以并存、相容、互补的，特别是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自然就会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异中之同”上。但具体观点差别也很大。肯定二者有相容性，还有一个以哪一种思想学说为主导的问题。 有人明确提出了“儒体马用”论，用海外新儒家一个代表人物的话来说，就是儒学要取得“文法”的地位而不只是“词汇”。 有人以儒学发展史来涵盖甚至代替整个中国思想史，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儒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在他们看来，儒学是“常理”、“常道”，是神圣天道的体现，其他思想学说都不过是它的一个分殊形态。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唯心主义思想史观，在今天仍有一定市场。 在主张二者可以并存的学者中，还有人提出了“现代社会基本价值体系二元化”的理论，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学作为民族主体价值可以二元并存、相辅相成，不存在谁为主导的问题。这与我们党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元化理论显然是不相应、不一致的。 主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可以相容、相通、相结合的学者很多，有人还以“合则两利，离则两伤”来说明二者的关系，但论证的角度各不相同。比如一位美籍华裔学者就主要是从哲学认识论和辩证思维方法方面去找二者的相似性、结合点；有的学者则主要是以中国古代“均贫富”、“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理想来接引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和发展，就不能不重视儒学主张入世、崇尚道德、追求社会和谐、以人为本、重视经世济民的人文价值取向；有的学者则更加注重儒学中的某些具有普遍意义和超越性的思想内容，认为这些是可以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主要之点。我认为这些研究和探讨都是有意义的，前提是对儒学采取有“扬”有“弃”的分析态度，继承和发扬其中能够“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的那部分思想内容，而不是肯定儒学的整个思想体系。 在讲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结合的文章中，还有一种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儒学化”和“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认为二者是同一个过程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显然是不可取的，有混淆二者界线之嫌。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有相容相通之处，并不能否定二者各有其本质的规定性，不能抹煞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和界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儒学化，马克思主义要是儒学化了它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就失去了其本真面目。同样，儒学也不可能马克思主义化。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儒学是分析儒学、解构儒学，取其精华，古为今用，同时也要批判其中的封建主义糟粕。大概不能把这叫做儒学马克思主义化。 “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说主要是从古今关系立论，从坚持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立论，强调立足现实，顺应历史发展规律，而又不割断历史，将有价值的历史资源转化为支援意识，古为今用。“通古今之变”就要有历史发展的观点，思想意识形态的更替首先要从社会存在去找原因，不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而是世异则道变，“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无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社会主义时代也不可能继续沿用封建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将其定位为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 三、能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或者用所谓“儒家社会主义”来提升甚至取代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思想界必须正视和严肃回答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中现实性最强的一个问题 经过30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已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旗帜也成了各种思潮争夺和曲解的对象。有人把它曲解为“民主社会主义”，已有不少文章进行辨析和批评；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儒家社会主义”，而有关讨论和辨析的文章却很少，说明这个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从《礼记·礼运》篇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中国历史上确有不少空想社会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资料，但这些思想与科学社会主义都不可同日而语。近年来利用这些思想资料讲“儒家社会主义”的人很多，情况也比较复杂。除了对这个问题进行历史考察的学术论析文章之外，大都有强烈的现实关怀，可以将其区分为三种类型。 一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直接解释为儒家社会主义。其论证逻辑一般是：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历史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主体，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就是儒家社会主义。这种论证在逻辑上的不周延是很明显的，特别是对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近现代走向视而不见，怎么能把“中国特色”讲清楚呢？ 二是自由左派的“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提出要“通三统”，即打通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和正义传统、邓小平时代的市场和自由传统，形成“新改革共识”；并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和社会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他们的“新改革共识”带有批评只强调市场、效率、自由和权利的“旧改革共识”的意义，所以要用社会主义的平等、公正原则和儒家的“和谐”理念来补正；其整合三种传统的“儒家社会主义”也不同于十七大讲的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有，“中华”这个概念本来包含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等多方面内容，把它诠释为“明贵贱，别同异”、“严华夷之辨”的儒家，能够得到56个民族和社会各阶层的一致认同吗？ 三是大陆新儒家的“儒家社会主义”论。其代表人物在“政治儒学”中提出了“通儒院”、“庶民院”、“国体院”三院制的“王道政治”方案，并主张重建以儒教为国教的“政教合一”国家，他明确说这不是中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但又自称接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其中还有人写了“一论”、“二论”、“三论”儒家社会主义；另有人写了《从马克思到孔夫子：中国历史必然的选择》等文章，也自称“儒家社会主义者”。还有一个外国人，在清华大学当教授，写了《中国的新儒家》一书，力挺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活动，称其为“左派儒学”。他在研究了中国当前的意识形态格局后做出了这样的政治预言：“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的标签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为“儒化共产党”、“儒化中国”大造舆论。 上述三种“儒家社会主义”论中，在舆论界影响最大的是第三种，与社会主义最不沾边的也是第三种，其现实目的和理论实质是什么，值得认真研究。从其代表人物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和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进行全面攻击，到他们提出“复古更化”的系列主张，包括在三院制中，“通儒院”议长要由儒教公推之大儒担任，终身任职；“国体院”议长由孔府衍圣公世袭，议员由衍圣公指定的历代圣贤后裔、历代君主后裔等人士担任等听起来像是隔世之梦话，但又确实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儒士共同体专政”的重要内容，如果这就是所谓“儒家社会主义”的话，那么很容易叫人想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封建的社会主义”的评论：“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可笑的是还有人把它叫做“左派儒学”！ 目前全党全国都在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我们不仅要从正面认识它作为旗帜、道路、理论体系和实践运动的深刻意义，而且也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