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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十月，“改建学于庙之东南隅，置教授一员，令教谕本家子弟”，明确了庙学为孔氏家学。但又规定“其乡邻愿入学者听，寻添入颜孟二氏子孙”。明太祖洪武元年（１３６８年）“改庙学名三氏子孙教授司”，宪宗成化元年（１４６５年）“颁给三氏学官印”，始正式名为三氏学。神宗万历十五年（１５８７年），添入嘉祥曾氏子孙，改名四氏学。 生徒 宋明以来，三氏学只负责教授三氏子弟，入学文化程度要求并不严格。金章宗明昌元年（１１９０年）敕旨称：“许孔宅子孙不限人数，年十三以上，愿习业者，皆听就学。”据明成化年间六十一代衍圣公给朝廷的奏折载，当时的学生不下二三百人。明英宗正统九年（１４４４年），衍圣公孔彦缙以“三氏子孙初止在学读书习礼，未定生员名额”为由，奏请“照郡县学例，置立生员，听提学官考选，应山东布政使司乡试”，获准。三氏学开始设置生员名额，以应科举取士之需，但未确定数目。 明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年）巡抚刘节奏称：“三氏学生员岁贡，向来惟以入学为序，并无考选例，是以学者无所劝惩。请定为考选之法：凡在学生员，先立廪膳、增广、附学之名，廪、增或照府学各四十名，或照州学各三十名；附学不限名数。”部议：“照州学例，设廪、增各三十名。”首次确定三氏学生员的名额。至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山东提学道陈瑛认为四氏学旧额仅三十名偏少，报请山东巡抚，将四氏学廪、增生员名额各增至四十名。清代科举之法悉依前朝，四氏学生员基本未作变更。 考场 清代，兖州考场设东、西二棚，东棚在曲阜，西棚在兖州。清乾隆以前，参加东棚考试的有邹县、曲阜等十二县的县学及四氏学。考试时，以十四个单位计算，四氏学顶两个县的名额。乾隆十九年（１７５４年）沂州新设考场，原参加曲阜东棚考试的各县学重新划分试所，结果东棚只剩下曲阜县县学和四氏学，不够一棚之制。为此，山东学政以“圣人之乡久建之棚，不可轻废”为由，行知兖州府议准，复将泗水、滕县、峄县、邹县、宁阳等五县的县 学划归东棚，从而使曲阜的考棚得以保留。 科举 三氏学、四氏学生员在科举方面，受到封建朝廷的种种优待。四氏学在乡试科举中，享有特别优厚的待遇。明天启元年（１６２１年），云南道御史李日宣请行山东曲阜等县，“请将所在孔氏后裔于山东省额中式外，每科加举一二人，贡之阙下，以光新政”。礼部议准“孔氏后裔另编耳字号，于填榜时总查各经房，如孔氏无中式者，通取孔氏试卷，当堂公阅，取中一名，加于东省原额之外；但不必拘定一人，以滋多碍；凡历五科，皆取中二名。”崇祯七年（１６３４年），鲁宗学分去一名，遂一度曾只中一名。清顺治十四年（１６５７年），允准“将旧额二名归还四氏，不拘孔颜曾孟，凭文取中”。雍正二年（１７２４年）复增一名，共正额三名，成为定例。乾隆元年（１７３６年），“恩科广额于三名外，得广一名”。四氏学每次科中的举人，都在三名以上，到同治九年（１８７０年）竟达八名之多，故山东 乡试有“无孔不开榜”之说。 岁贡 四氏学有岁贡，始于明宪宗成化元年（１４６５年）。衍圣公孔弘绪上奏朝廷，以圣贤子孙“在学读书者不下二三百名，止由科目一途进取，不无淹滞，乞依各府儒学事例设岁贡”。部议：“令三岁贡一人，以曾经科举及考试，通习经书，素有行止者充选。”此规定与县学相同。至明正德四年（１５０９年），礼部议令贡孔氏三名之后，其年同贡颜氏一名；孔氏又贡三名之后，其年同贡孟氏一名，以为定例。至明嘉靖六年（１５２７年），经山东巡抚奏准，三氏学“以廪膳生起贡，每三年贡二人”。明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经提学道陈瑛报请，四氏学岁贡又改为每年贡一人，从此成为定例。清代四氏学的岁贡生比地方上多两倍。 恩赐 唐宋以来，对圣裔还有恩赐出身的优遇：有的“以乡贡十举以上，赐同本科出身”，有的“以幸学恩，特赐出身”，有的“以年德俱高，特赐进士及第”，为圣裔入仕提供了方便。 学官 四氏学学官有二：教授与学录。 教授“掌训课四氏生徒”，即掌理教学任务。宋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改建庙学后“置教授一员”，“令教谕本家子弟”，并规定“于举到文官内差，或委本路监司举有义行者为之”。金章宗明昌元年（１１９０年）敕“于四举五举终场进士出身人内，选博学经史、众所推服者”充任四氏学教授，秩正八品。元仁宗延祐六年（１３１９年）朝廷议准：“三氏子孙学官，初本不以常例拘之，后来有司不体优待圣贤之意，将听除人，一概注授，遂使学校废弛。以后注用人员，必听衍圣公遴选，以为定制。”明代教授秩定从九品。清乾隆七年（１７４２年）复改定为正七品。清康熙四十一年（１７０２年），衍圣公孔毓圻曾奏准四氏学教授的升转与各府、卫教授同。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令衍圣公将拣选应用人员移送抚臣验看，再送部具题”。同时规定，嗣后此职缺出，“如孔氏见任学录内有文行兼优、已历俸六年、堪保送之员，准一体拣选升补”。从而使四氏学教授的升转与国家官吏的选拔相一致。 学录为教授之佐，本为国子监之职，普通学校无权设置。《阙里志》载：“天下学官皆用教谕，独四氏学用学录者，盖以比隆国学，亦以圣贤之子孙不与他学同也。”学录之设始自宋元祐四年（１０８９年），当时尚有学正一员，与学录同以孔氏充任，而令教授自置。金、元间，学录、学正间用异姓。明洪武七年（１３７４年）裁去学正，只设学录一员，“秩未入流”。明宣德元年（１４２６年）“定以圣裔任，令衍圣公保举孔氏生员年德俱尊、学问优长者，咨部除授”，从此专用孔氏。清代因袭明制。雍正十三年（１７３５年）定学录官秩为正八品。乾隆二十六年（１７６１年），学录由衍圣公“于孔氏岁贡廪生、捐贡及廪生内”“拣选应用人员，移送抚臣验看”，再送部除授。 四氏学学官的选择，“教授用异姓，学录必以宗人”。因为“异姓则师严而道尊，宗人则情亲而爱笃”。 学官的俸禄，明以前无定制，明代始额定教授、学录从赡庙田土中每月各支俸米５石，节次裁减，岁支银２４两。清代削去俸米，岁给俸银５６两９钱６分，并马草银、斋薪银各１２两，均由曲阜县正项银粮内开支。 校址 规模 四氏学校址，数经迁移，其规模也屡有变革。宋代以前是“因庙建学”，学舍沿用曹魏黄初时旧址。宋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始将庙学建于孔庙东南。金代，学校位于今孔府之南，有两进院落，学舍在西，教授厅在东，较学舍稍后，在院东西南厢。明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年），由兖州知府奏请，在山东巡抚主持下，对三氏学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建。其规模为：中为明伦堂５间，左右为东西二斋各５间，斋后为诸生肄业号舍。明伦堂后为讲堂５间，再后为公字号房５间，左右两厢为教授、学录公廨，学校大门原为西向，这次改为南向，又作中门为便门以通孔庙，并建墙垣。总共建房１１０楹，第一次使学舍建制正规起来。后在孔庙稍东又建“三氏书舍义仓”。嘉靖四十二年（１５６３年）巡抚张监发帑银重修，“新为屋，南五楹，东西十楹，重门周垣，井灶必备，佥守者一人同扃”。供教授、学录及弟子３２人居住。万历十年（１５８２年）六十一代孙孔弘复任曲阜知县时，迁三氏学于按察司东（今曲阜师范学校以东，古泮池以北），改建工程历时９年始成。万历四十二年（１６１４年），六十三代孙曲阜知县孔贞丛又迁四氏学于庙西观德门外，即清代所谓学宫。建制与弘治年间所修大致相同：中为明伦堂２间，左右厢二斋各５间，东名“启蒙”，西名“养正”，后为尊经阁，阁左为教授署，阁右为学录署，外辟重门，门外为泮池，池上有桥，桥前为状元坊，并立有四氏学历代考取进士题名碑。不计门外各项设施，共占地４亩７分９厘。现曲阜一中所在地的一部分即原四氏学校址。 费用 主要来源为学田租赋和官府拨款（粮）。 学田为官府所拨，学校只有占有权和使用权，不可买卖转让。宋哲宗元祐元年（１０８６年）始“拨近尼山田二十顷，充庙学生员供膳”。元世祖至元三十一年（１２９４年）拨曲阜地９大顷５０亩、沛县地５０大顷，作生徒学田。明代增拨学田见诸记载的共４次：万历二十八年（１６００年），巡盐御史吴达可于曲阜蔡庄置学田３顷，于泗水的两个村庄置学田４顷５０亩有奇；万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年），巡盐御史毕懋康于曲阜春亭庄置学田３顷２６亩有奇；万历四十年（１６１２年），兖州知府陈良材于曲阜城北置学田５８亩有奇；万历四十五年（１６１７年），兖州知府张铨于曲阜城西北大庙庄捐置学田５０亩。学田“例无国赋”，“历免差徭”。 生员廪膳供给，始于宋元祐间。元祐元年以所拨尼山学田收入“充庙学生员供膳”。金章宗明昌元年（１１９０年）规定：“已习词赋经义，准备应试人，依州府养士例，每人每月支官钱二贯、米三斗，小生减半支给。”明嘉靖二十年（１５４１年），山东巡抚李中奏准于泗水县泾府故绝禄米内岁给３６０石，“为三氏学廪膳”。嘉靖二十三年（１５４４年）“又以泗水道远”，改由曲阜县应纳鲁府禄米支给，数量增为３７３石。明神宗万历四十年（１６ １２年）增加廪生１０名，廪饩在学田收入内支领，直至明末。清初，规定四氏学学官俸禄及斋薪银、车马银，连同斋夫、门斗各役工食，均由曲阜县正项钱粮内开支。生员廪米每人每年１２石，闰月加１石，在曲阜县存留粟米内支给。后改米为银。又曾一度裁去２//３，乾隆二年恢复旧额。 总计以上各项，包括学官俸禄，至清代，政府每年需为四氏学拨银１６２５两８钱９分。其中尚不包括公务费、修缮费及各项特需。 公府塾学 自宋代“衍圣公”成为世袭爵位以后，其嫡子的教育情况，早期不见记载。明代设四氏学以后，曾规定“学录”官，除协助教授“训迪生徒”外，还有“教奉圣公胄子”的责任。除此以外，府中是否还设有家塾，不得而知。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为了加强对世袭衍圣公孔德成的培养教育，其母陶氏给他及其两个胞姊开“门馆”（即私塾）。初只延请了新式学堂出身的王毓华为教师，后恐其只懂新学，忘记祖业，又先后请过几位教授“国学”的教师，其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是清末翰林庄陔兰和清末举人吕金山。 学馆先设在前上房西屋，后迁到“西学”。书房正中大书桌上供奉孔子神位，两旁安放三人的小书桌。三位老师轮流教课。课程除“四书”、“五经”外，还有英语、算术、地理、历史、七弦琴。每天都要详细记日记，时间安排很紧。即使孔德成以“奉祀官”身份接待客人，也要请假。直到抗日战争爆发，孔德成离开曲阜南下，吕金山随行，庄陔兰留府守护，孔府的家塾始告结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