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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家哲学是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社会主义以前的国家哲学基本上只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而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兼具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不仅在于对敌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压迫功能，而且在于社会功能，科学性、实践性和群众性是其三大特性。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具有全面的科学性和永久的生命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国家哲学的提出以及当前中国国家哲学的构建，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意义和必要性、紧迫性。 关键词：国家哲学；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理论概述 一、国家哲学的基本含义 国家哲学看似一比较熟悉实则相对陌生的领域，它几近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国家哲学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向普鲁士王朝妥协的保守性而提出的，并没有做专门、集中而明确的论述与概括，更多的是被定位在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这层含义上。国家哲学的另一种含义实际上就是关于国家的理论。然而，不能将国家哲学等同于意识形态，一方面，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自然需要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但是，并不能只从统治阶级这一单极去理解国家从而将国家哲学等同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而应该从两个对立阶级辨证统一的矛盾体中理解国家从而把握国家哲学，就是说，国家哲学是关乎整个国民的哲学。所以，我们将国家哲学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以及规范国家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法论。对于国家哲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和角度进一步理解与把握： 1.国家哲学与国家政权/机器的二位一体。国家的诞生与哲学的起源基本上是同步的，它们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阶级和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之时产生的。奴隶制国家自产生之日起，作为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自然需要特定的哲学理论为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作论证，国家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必然与必要的；同时，国家哲学的实施也需要国家政权的支持，国家哲学与国家政权/机器是二位一体的关系，它们在国家有机体中分别处于“头脑”和“身体”的地位。 2.哲学理论与国家学说的有机统一。国家哲学是哲学世界观与国家本质论的有机结合。首先，它是一种哲学理论，但不直接等同于人们（统治阶级）的一般世界观，而是关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哲学，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哲学；同时，它也是一种国家学说，但不同于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的一般国家学说，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国家哲学论，具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3.一般形式和具体内涵的辨证统一。一般而言，同一种社会性质的国家具有相通/相同的国家哲学。在时间上，国家哲学可以跨越几个朝代和时代，比如，孔孟的儒学思想作为中国国家哲学，横跨奴隶社会后期和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在空间上，国家哲学不仅表现为当朝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还可以表现为其他一些政党、阶级的世界观，比如，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基本原则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及其各种代表人物当作思想和行动的准则，以致于美国整个国民都将它作为自己行动的哲学。国家哲学在每一时代和朝代中都具有相应的具体内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具体形态。 二、旧国家哲学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虚假意识” 1、国家哲学在西方的演变。明晰国家哲学的基本含义之后，让我们首先回溯历史、反思历史，进一步探讨国家哲学的深刻底蕴。虽然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没有明确推出国家哲学的概念，但是，反观历届统治阶级，他们都有其治国之大“道”，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国家哲学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以及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与发展的作用。国家哲学在西方的演变可以说是从柏拉图开始的，他是西方奴隶社会国家哲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则是其系统化的完成者。柏拉图的国家哲学是在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指导下的善的目的论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哲学则是唯物主义之下、基于“第一哲学”要义之上的“中庸之道”，其共同点是以理念或作为“第一因”的纯粹形式作为万物的终极目的与最高原则，建立了一个具有等级、层次的世界目的论体系。在柏拉图那里，人的灵魂具有理性、意志和情欲三个层次依次降低的部分，理性是最大的善，具备理性即具备德性，理性统率灵魂的非理性意志和情欲。国家的三个阶级--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相应于人的灵魂的三个部分，具有从高到低的等级性和目的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为满足社会需求而从事劳动的奴隶阶级是国家的“身体”、“质料”，而奴隶主统治阶级则是国家的“灵魂”、“形式”，奴隶制是天然合理的。他们师徒的国家哲学，维护奴隶等级制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他们也留给了我们一些至今都有参考和启示作用的东西：柏拉图的“哲学王”告戒我们，哲学对于国家的指导具有最高的地位和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则告戒我们占有国家人数最多的阶级对于维护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另外，亚里士多德从“善”、“正义”的道德观念出发来研究国家哲学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16世纪马基弗利雅才开始将“权利”作为研究国家哲学的出发点；对其把人看作是社会和政治动物的观点，也应该充分地批判吸收。 公元8至10世纪形成的关于基督教的论证的经院哲学是封建社会西欧各国的国家哲学，其核心是将人性和国家的最高原则归终于上帝，用神和上帝的意志、权威来论证宗教、世俗世界的行为，这其实是神学化的形而上学国家哲学。而欧洲资产阶级时代的世界观则是法学世界观，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以“三权分立”说和“社会契约”论为核心，论证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为其国家的现实可操作性打下坚实的基础。孟德斯鸠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学说，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基本形式。卢梭针对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提出了“人生而自由”，人类具有的趋于完善化的向前发展的能力是不平等起源的最根本的原因，它使人们争取被剥夺了的天赋自由，即通过彼此相互订立契约的方法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则是其伦理精神的体现，为全社会所共有，是绝对合理的；国家本身就是目的，个人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国家主义”、“国家至上”的学说，后来被吸收进了纳粹主义之中。 2、国家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孔子就是以宗教唯心主义的“天（有人格意志）命论”的神学历史观为出发点为中国奴隶社会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国家哲学。首先，在孔子看来，人的生死富贵和自然界的四时运行、万物生灭都由上天决定，地上的奴隶主统治阶级受命于天，代天行事；周公留传的典章制度和训令告示不可违背。由此，他建立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的伦理观和等级理论。其次，在孔子那里，“仁”是人最完善的德性，来自于天；但要具有“仁”的品质，必须“克己复礼”。所谓的周礼，主要就是指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奴隶主贵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礼，即“五伦”。孔子由家的概念扩大到国的概念，然后，将礼作为个人立身之本，也作为立国之本，即所谓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哲学。 孔子建立了一整套奴隶制礼乐典章制度的系统理论，并设私塾招收弟子传授其思想，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开创者和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以至于儒家思想继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哲学的主体，其间经历了程朱陆王等各种具体形态。秦汉的大统一带来了思想的大统一，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建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国家哲学体系，成为封建专制国家哲学的肇始者。大一统的“奉天法古”思想是其国家哲学的主体；“天人感应”说是完整的君权神授理论，它使尘世王国与天国合为一体，是其国家哲学的底蕴；而“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使“三纲五常”绝对化，成为之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阶级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董仲舒之后，国家哲学的具体形式从西汉末年到隋唐经历过从经学到玄学又重新回到经学的过程。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则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建构的“太极之理”唯心主义宇宙观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最根本的理，也是完美至善的道德的最高标准；理气之理，即万事万物之理，是太极之理的“分殊”，就如“月印万川”。也就是说，封建道德、伦理纲常是唯一的最高的根本原则，其它的封建等级制都是其具体化。另外，朱熹因袭了二程“性即是理”、“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性论，总之，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明代，陆（九渊）王（阳明）将宋明时期的唯心主义极端化，建立了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来论证国家哲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在中国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即所谓的旧中国，这是相对于新中国而言的。旧中国的国家哲学起初是以“生元论”为哲学基础的三民主义，后来是国民党哲学。孙中山赞同进化论思想，认为生物的始基是“生元”（细胞），人就是由生物演化而来。生元是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