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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关于讲会及阳明讲会的定义： 何谓讲会，广泛地说，讲会就是讲学的聚会。但是明代的讲学聚会有许多种形式，例如书院中日常的讲学，朋友们不定期地交游、相晤问学的聚会，教化地方大众、类似乡约的社会讲学，以及地方缙绅士子们组成的定期讲学活动等。……所谓的阳明讲会，可以说是指一种始于明代中期，由乡绅士子们集结组成，以阳明学为主导且兼具学术与道德修养目的的定期聚会。这样的界说，也大略勾勒出阳明讲会的成员、地域、时间和内容。(31)因此，她在书中依讲会成员、举会时间、地点、活动的形式与内容四个方面展开对阳明讲会的讨论。 二是关于讲会和书院的关系。她在承认“讲会和书院关系密切”的同时，又主张不应该将讲会视为隶属书院内的活动： 讲会与书院关系密切，虽然讲会经常利用书院举行，但是从上文的分析，讲会是地方乡绅士子的学术交友活动，又常假佛寺或道观举行，并不完全等于书院内的讲学或会讲，不应该将之视为隶属于书院内的活动。……从明代阳明讲会和阳明书院修建的关系看来，讲会常是书院的前身，即因着讲会兴盛之后，会友大增，原有建筑已不敷使用，此时会友和地方官深感需要一个可供固定会讲的会所，故兴修旧书院或增建新书院。由此我们可以说讲会不仅不是书院复兴后才提倡的活动，相反的，阳明讲会的兴盛还可视为某些书院复兴的重要基础。(32)吕妙芬先生社会文化史的研究路向影响很大，已然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大陆学者陈时龙先生就以其为范例，完成了颇有意义的《十六、十七世纪的徽州府讲会活动》一文。(33) 学术思想史领域对书院讲会的研究，以陈来先生《明嘉靖时期王学知识人的会讲活动》一文(34) 最引人注目。陈先生的研究吸取了书院史研究的相关成果，也提到了讲会与会讲的区别，但侧重于王学知识人的思想交往和话语传播方式的会讲、会游活动，意在揭示阳明学作为一种跨地域的话语体系的形成的某种机制与因素。所论包括阳明讲会的兴起与流行、邹守益主导的江右惜阴会、王畿主导的江左水西会、罗汝芳的游学讲会，以及讲会与乡约、祠祀的关系等。其结论是阳明学讲会、会讲、会游活动使得“各地的阳明学者们跨县、府、省到其他地区传播、交流学习的心得，促进了阳明学的传播和深入”，其所体现的是“各个地区知识人的大跨度的频繁往来”，“更是文化同质性的大大提高。”也就是说，王门讲会是阳明学作为一种“跨地域的话语体系”得以形成的重要机制。因此，他质疑海外地域研究将中国明清思想“归约到地方宗族、阶级等下层基础的研究案例”之类的范式。(35) 由方式方法而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体现了思想史家的风范。彭国翔先生的《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期的阳明学》，(36) 纯然是一本哲学史著作，但其所附《王龙溪先生年谱》，则提供了王畿这一讲学名家讲会四方的线索，足资参考。 思想史家吴震先生《阳明后学研究》一书的重心是阳明学及其后学的发展，但他也认为“阳明学的思想展开过程，就是一部讲学运动史”，(37) 因而辟有一章讨论阳明后学与讲学运动。而作为该书副产品的《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1522—1602》，(38) 以年系事，专讲讲学、讲会活动，所涉讲会粗略计算有180余个，其中40余个与书院有关，因而成为本文最重要的参考文献。 陈时龙先生的《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39) 广集方志与文集资料，参考前述吕妙芬、陈来、吴震等先生的成果，以实证史学的方法，梳理与重建明代中晚期一百年的讲学讲会活动的历史，所论涉及学术史、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诸方面，指向甚广，新见甚多，包括百年讲学史之兴起、高潮、挫折、反思、回归、终结的分期；兴起期在王湛之外，强调吕楠的贡献；将耿定向作为反思期的主角，并强调其在讲学转向中所起的作用；回归期突出东林书院网络的功用；将首善书院从东林后继的阴影中拉出，而让其独立门户；否定泰州学派的主流地位，而将其置于讲学的旁系，等等，皆让人耳目一新，多生启迪。全书对书院持久关注，在讲学的大前提下处理书院与讲会的关系，以嘉靖五年（1526）惜阴会的成立为标志，将书院讲学和地域性讲会断为两种讲学模式，在承认“利用书院，进行讲学，成为王阳明及其门人讲学的主要模式”的同时，又认为“阳明学的传播并不是依托于某些单个的著名书院，而是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遍及各地的地域性讲会，就是阳明学传播的最有效的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建立始自嘉靖五年安福惜阴会的创办”。也就是说，陈先生认为被王学先后利用的书院和讲会是互不相属且有高下之分的两种不同讲学模式。然而，在谈到地域讲会的好处时，又说它“既可以充分地发挥缙绅在地方上的影响，又能有效地解决讲学的经费问题，还能规避政治风险。事实证明，即使在中央政权对于书院及讲学采取最严厉的打击措施的时候，讲学活动仍然能够在地方缙绅和地方官的保护下进行。”(40) 如此看来，在打压之下能够规避风险而继续讲学的究竟是书院还是讲会，似乎又有些错乱。 政治史研究领域的主要关注点是东林书院与明季禁毁书院，涉及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而聚讼较多的是对张居正禁毁书院的评价与东林党两大问题。 对张居正禁毁书院一事，历来毁誉不一，毁者自毁，誉者自誉，各有立场，也各有理由，可以置而不论，最近倒是有两种叙述方式值得引起注意。一是刘岐梅博士视张居正为王学的修正者而不是反对派，指王学末流讲学有四大弊端，张起而矫之，严禁那些违背阳明讲学宗旨、为自私自利之计的书院讲学，以统一思想，捍卫改革成果；并指张之修正和后来东林学派及王学内部刘宗周、黄宗羲之修正极为相似，同归由王返朱之途。(41) 王学修正者一说有些新意，但这样处理，让人觉得张居正之禁讲学似乎是为了王学的正统，且张居正似乎和东林书院成了同一条战线的战友。而要让人信服，似乎很难。二是邓志峰博士从晚明统治学说涵泳的君道与师道切入，将王门讲学运动和包括张居正禁学在内的所有对书院的禁毁，置于师道复兴和维持君道的维度考察，(42) 有独到见解，对我们思考学术与政治两者的关系颇有启发。 对东林书院的争讼，起于樊树志先生《东林非党论》、(43) 《东林书院的实态分析——东林党质疑》(44) 二文。樊先生质疑的是学术界视东林书院为议政讲坛并称为东林党的传统观点，认为东林书院是学术机关，不是政治团体，更不是政党，东林党乃政敌之诬称，应将东林党界定为东林运动或东林学派。其立意在于将对东林书院的评价从偏重政治的旧习中拉回到学术的层面。(45) 但强调学术功用并不能否定其政治功用，李庆先生就质疑“东林非党论”，认为无论从东林人士自己的表述，还是他们在万历二三十年代及以后的实际活动来看，东林都明显是一个政治性的团体，也就是党，只是这个党是一个我国古代传统的朋党和现代政党之间的过渡阶段的党。(46) 2006年，张秉国博士征引实证，撰文质疑于樊、李二先生，认为东林党最先为政敌诬称，但东林人士并无组党意识，称之为党或政治团体均不恰当。东林书院在实质上是学术性团体，但并不排除议政的可能性。作为一个历史名词，其具体含义似不应用现代观念去界定。(47) 以上之再三质疑，实际上是一种视角的转换，更是讨论不断深入的体现，它使我们对书院讲学作用于晚明政治和学术之程度又有了更多一层的了解。 三、国外学者的学术视野 国外对书院讲会及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不容忽视，而其不同的学术视野，更值得我们重视。从文献资料上看，早在1953年，大洋彼岸的哥伦比亚就有布什·亨里奇（Busch Heinrich）的《东林书院及其政治、哲学意义》（The Tung- Lin Academy and It’s Political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发表，(48) 可见东林讲会很早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可惜的是，笔者至今尚未见此文，对其观点的介绍只能暂付阙如。就已知的情况而言，讨论明代书院讲会的英文论著皆出自约翰·梅斯基尔（Lohn Meskill）之手。1969年，他发表《明代书院与政治》（Academies and Politics in the Ming Dynasty）一文，(49)专论明季三毁书院和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嘉靖朝的禁毁书院主要是政治上的方献夫等广东派与张璁的先后出局导致的连锁反应——1534年，方献夫辞去大学士职；1535年，张璁也离去；1536年作为张璁的反对者夏言入阁；1537年，书院即遭攻击，并认为万历七年张居正的禁讲学运动是“个人行动”，“通过毁去支持徐阶的书院达到权力的集中”，而天启五年的禁讲学毁书院活动则更是受党争的政治风气的干扰所致。此外，该文还用较长的篇幅充分讨论以湛若水为代表的“广东学派”与王阳明的王学的讲学活动的发展。(50) 需要指出的是，当大洋彼岸学者关注明代书院讲学受制于政治之时，中国大陆的学校尤其是大学教育已经被狂热的政治砸烂，处于瘫痪状态，现世重演历史的悲剧，呜乎哀哉！ 1982年，梅斯基尔出版研究明代书院的专著《明代书院：历史散论》（Academies in MingChina: A Historical Essay）。(51) 本书作为美国亚洲研究协会的专论推出。它的出版，改变了明代书院作为宋代书院研究的一个延续或者作为王学研究的附带的命运，被誉为明代书院研究领域的奠基之作。全书分开端、明代初期的书院、复兴、明代前期书院的建构和活动、改革中的书院等六章，主要以江西白鹭洲、白鹿洞、福建南溪、河南百泉、陕西弘道、南京东林、湖广问津等七所书院为例，展开讨论。而在序言部分，除了交待研究缘起之外，作者还特别提到了当年马可波罗依其在白鹿洞等书院的体验，而向西方介绍中国书院，并将书院与当时欧洲的学院进行比较，而且将书院译作学院（“Academy”），得出了中国书院注重道德问题探讨的结论。(52) 该书还讨论了讲会的问题，认为“中国书院举办讲学或哲学讨论，允许书院学生以外的人参加。这些书院被视为知识训练和演讲的主要中心，最后成为议论攻击的目标。他们的影响感觉起来不仅是在知识分子的生活中，还在社会的、政治的甚至可能是经济的生活中”。可谓不失为中肯之论，可资借鉴。 在东亚，同为汉字儒家文化圈的朝鲜和日本，都曾仿行中国制度创建书院传播儒学，比之英美世界，几无文化隔阂。韩国岭南大学校丁淳睦教授，继1979年出版《韩国书院教育制度研究》(53) 之后，又于1990年出版《中国书院制度》一书，其中第二章有一节专门讨论书院学术传授的方式、方法。(54) 作为教育史家，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宋代的朱陆鹅湖之会和明代王阳明稽山书院讲会、江右惜阴会的联系，认为讲会是明代书院很重要的讲学方式，并以连山、复真、复初、正学、东林诸书院讲会为例，介绍讲会制度及其训民化俗的功用。 大久保英子先生的《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是日本书院研究的巨制，第三章专门讨论明代书院与庶民阶层抬头的有关问题。(55) 她将关注的重点放在与泰州学派、东林学派有关的书院，认为书院教育的平民化体现在教学内容和书院组织、参与者身分的平民性两个方面。并将明代书院教育平民化归结为工商业的发达所致。在她看来，明代书院的儒者不同于往昔经商而不言利的士大夫，不仅书院的教育内容涉及利，而且与商人关系甚密，商贾可以入院讲学，商贾子弟也可以人院肄业。这是庶民阶层渐强的体现。这种讨论饶有意味，为我们理解明代书院教育的特色留下了有益的思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