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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明代书院讲会研究由胡适开其端，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由于钱穆、谢国桢、樊树志、陈来、John Meskill（约翰·梅斯基尔）、小野和子等名家的加入与引领，形成了以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社会史、政治史为重心的几个研究范式，取得了丰硕成果。本文以研究成果与观点为主，综述各个阶段国内外的研究情况，并提出几点期待，以为该课题进一步研究之参考。 “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是明代书院生存状态最真实的写照，而讲会则是明代书院最显著的特点。书院讲会已经和学术流变、政治清浊、教育事业，乃至士气民风等都有既深而久的联系，其间之交相影响、交织盘结，实已构成一幅反映明代社会繁富景象的画卷。由此切入，对明代书院讲会及其相关连的各个方面进行系统而全面的研究，对于了解明代社会之教育、学术、文化、政治，乃至风俗民情，都将是一个极有意义的课题。 国内有关书院讲会的研究，始于上世纪20年代，由胡适先生开其端，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约略而言，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30年代。20年代开端，至30年代引起学术界重视，以吴贤景、钱穆、谢国桢三先生为代表，开创出以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社会史为重心的三个研究范式。第二阶段为40—80年代。其间抗日战争、国共内战、台海分隔、文革动乱，研究几乎中断。直到80年代，随着《古代书院的讲会制度》、①《朱张岳麓会讲考略》、② 《关于讲会与会讲的答问》、③ 《东林书院和东林党》④ 等文章的发表，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80年代的研究虽多有开拓进取，但从总体上看，尚属续继前贤之绝绪，并未超越30年代的水平，只能算是重新出发。第三个阶段为90年代至今。随着资料的不断发掘整理，研究不断深入，书院史、社会文化史、学术思想史、政治史视角的研究不断取得标志性的成果，从中我们看到了超越前行的迹象。兹以第一、第三阶段为主，将国内主要的成果与观点作出述评，同时将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提出我们的期待。 一、书院、学术、社会：20世纪30年代开辟的研究方向 1924年2月，胡适先生在南京东南大学发表《书院制史略》的演讲，指出古代书院为“国内最高学府和思想渊源”，“与现今教育界所提倡的道尔顿制精神大概相同”；“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因为它使得“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当日演讲分书院的历史与书院的精神两节。在历史部分，他将明代书院分为会讲式、考课式两类，在论述会讲式书院时，他指出： 会讲式的书院，起自明朝，如无锡东林书院，每月订有开会时间，开会之先，由书院散发请帖，开会时由山长讲一段，讲毕，令学生自由讨论，各抒己见，互相切磋，终以茶点散会。在第二节，他将书院精神总结为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三条，兹将“讲学与议政”一段引录如下： 书院既为讲学的地方，但有时亦为议政的机关。为古时没有正式代表民意的机关，有之，仅有书院可以代行职权了。汉朝的太学生，宋朝朱子一派的学者，其干涉国家政治之气焰，盛极一时，以致在宋朝时候，政府立党籍碑，禁朱子一派应试，并不准起复为官。明朝太监专政，乃有无锡东林书院学者出面干涉，鼓吹建议，声势极张，此派在京师亦设有书院，如国家政令有不合意者，彼辈虽赴汤蹈火，尚仗义执言，以致为宵小所忌，多方倾害，死者亦多，政府并名之曰“东林党”。然而前者死后者继，其制造舆论，干涉朝政，固不减于昔日。于此可知，书院亦可代表古时候议政的精神，不仅为讲学之地了。⑤胡先生以其固有的激情倡导民主、自由，其寄托于书院之会讲制度和讲学议政之精神，实则开示出书院讲会研究的两个方向。 吴景贤先生当为书院讲会研究第一人。1934年9月他发表《紫阳书院沿革考》一文，⑥ 其中第四章为《紫阳讲会之研究》，分讲会之沿革、讲会之规约、讲会之状况、讲会中之祠祀等四节，凡25个小节，洋洋万余言，对讲会与书院之关系、讲会之精神、讲会原始及其成立、紫阳规约之种类、讲会宗旨、讲会组织、讲会日期、讲会仪式、讲会材料、举会位次、课艺日录、会日供给、会友戒条、讲会与祠祀之关系，以及祠祀之意义、对象、仪式、祭器、祭品等等，皆有论述。虽然，仅以徽州府属紫阳书院一例来探讨讲会制度，尤其是紫阳之会属朱学阵营而并非当年王学主流讲会，其所得结论似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吴先生依据文本，言必有据，其所作解剖麻雀式研究而得之观点，至今仍富有启发意义。如称“讲会之组织实施，实由于王湛倡导之结果”；“讲会与书院之关系，在形式上，似为若及若离，甚可视为两种团体。然在实际上，讲会实为书院官学化后，学者藉以自由传嬗学术思想之团体，亦可谓为书院堕落后，讲学精神之寄托”。又如：“讲会之精神，约有二端：一为研究学术之自由，二为讲习方式之合理”；“如此自由研究，辨证讨论，实为当时教育中心之一大特色。”又如，指当时书院“课艺”之外之“坐皋比，主讲席，学者环列以听”之讲会，“仅为院内生员之课外活动，与后世之讲会性质仍有不同。后世所谓之讲会，虽在书院中举行，但其范围，则每出于书院之外。且其举行地点，亦不限定某一书院。惟其所讲论者，则时有一定之中心”，等等。总之，他认为讲会为书院中的另一种组织，是书院之灵魂所在： 书院中另有一种组织，与书院有连带关系，而复自成系统，对于学风之传播，为力至大，斯为“讲会”。会中有严密之组织，会时有固定之仪式，会友有共信之宗旨。厘而订之，各为“讲规”或“会约”，是即讲会之章程。此种讲会讲规，在教育上学术上，均有极大之意义。今日之学者，研究学问，往往聚集同志多人，有所谓“学会”之组织者，似亦滥觞于此。是故，此种讲会，在当时可谓书院之灵魂，传播学术思想之有效方法，在今日仍不失其存在价值。 另一位研究讲会而有心得的学者是钱穆先生。1939年，抗战军兴，他以缔造新国民之宏愿而著《国史大纲》，在《社会自由讲学之再兴起》的标题下，将书院、讲会置于宋元明三代学术发展的大背景下考察。他将宋明讲学分成学校、学会两条路径，而将书院、讲会分置于两途，认为：私人寺庙读书、书院、州学、太学为一线，属于学校，形于讲堂，“惟政治上不上轨道，此线之进展即告终止”。而学会一线，实属私人讲学之传统，原本“为学校之变相”，经二程、朱陆、王阳明及其弟子三期演变而至讲会，“完全脱离学校气味，变成纯粹之社会公开演讲与集会研究性质”；“讲学家可以不必顾到学校教育之种种方便，只在几次谈话中收作兴人才之效”。因而，“此种讲学，传播极快”，“社会学风逐步扩大，逐步普及，而此线之进展，亦逐步膨胀”。质此之故，“学校教育，渐渐转移变成社会教育，于是乃有所谓‘讲会’之兴起”。正是在这样的知识背景下，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对讲会的看法： 讲会与以前讲堂精神又不同。讲会其先原于阳明之“惜阴会”，阳明弟子如王龙溪、钱绪山诸人，推行尤力（于是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江北有南谯精舍，新安有程氏庙会等）。讲会有一定之会场、会期、会籍、会约、会主，所讲论之记录为“会语”等。以前讲堂是学者相集从师，讲会则由会中延请讲者。所请不止一人。会每年可举，每举旬日或半月。会所往往借祠堂或寺庙，会毕则主讲者又转至他所。如是轮番赴会，其事较前之讲堂，又为活泼展扩。如泰州心斋讲堂，则实近于讲会。盖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矣。⑦ 1947年，钱先生发表《王门之讲会》，指出明代王门讲会是一种社会运动，且讲会之制与乡约、书院有关，其后则又演变为晚明之文人结社，实则点明了书院讲会与乡约、结社之间的关系。⑧ 可以看出，在认同讲会自由精神这一点上，吴、钱二先生虽然表述略异，或谓自由研究，或谓讲学自由，但其实则一，而在处理书院与讲会的关系上，却是大不相同。吴先生认为讲会生于书院，虽每外出于书院，但实则是书院之灵魂。钱先生称讲会“渐次脱离书院性质，而近于社会演讲”，表明他已经注意到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但受制于讲堂、讲会的对应区分，从一开始他就将书院和讲会区隔于取向不同的学校与学会二途。若此并行二途而又有联系，似乎自相矛盾。 如果说吴、钱二先生分别从书院史、学术思想史的视角开创了书院讲会研究的两个范式的话，那么谢国桢先生《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有关东林书院、首善书院与东林党的讨论，则为我们提供了由社会史研究切入来研讨讲会及其政治功用的范例。谢先生此书初成于“九一八”事变后他从日本归来的1931年，1934年出版，其谓“明亡虽由于党争，可是吾国民族不挠的精神却表现于结社”，因成此书，“以唤起民族之精神”。⑨ 书中有几个观点，值得引起注意。一是指东林为党，且认为“东林这个名称本来是三党代为加上去的，但东林党实在有它的组织”。二是将东林党人人格与党之本身分开评价，一方面“佩服东林党人人格的坦白和直率”，⑩ 另一方面又指“东林太存意气”，不该“在形如累卵的时局”，“还要闹家事，还存门户之见，置国是于不问”。(11) 至于论顾、高讲学志在世道，不尚空谈；由书院论学讲收天下之善而精神充满天下，到成为抱道忤时之士大夫、退居林下之官僚的大本营；由援救淮抚李三才而终至成党之社会史学方法的描述等，都值得借鉴。 二、1990年代以来国内关注的重点 1990年代以来的成果，最先出自书院史研究领域。除了一些单篇论文之外，(12) 标志性的成果是李才栋先生《江西古代书院研究》、李国钧先生主编《中国书院史》中的相关讨论。李才栋先生在书中用3节48页的篇幅，对江西宋明著名的讲会、讲会式书院、泰州学派的书院与讲会、万历天启禁书院讲学等诸多问题进行研究之后，得出了三点结论： （一）“讲会”与“会讲”两辞虽常有人混用，但实非相同概念而各有涵义。“会讲”系学术聚会、学术讨论或会同讲学等活动。而“讲会”乃学术组织、学术团体，故有“联讲会”之说。 （二）有人以为“讲会”与“会讲”之别，以是否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来区分。此说不妥。正如明代吕楠说：“不同乃所以讲学，既同矣，又安用讲耶！”讲会或会讲都包含着各种各样的学术争论和讨论。 （三）“讲会”在宋代有，明清亦有。宋代有“会讲”，明清亦有。(13) 李先生对自己的这一研究非常看重，视为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后来曾数度撰文申说，(14) 与同道展开争鸣，并将其收入文集《中国书院研究》。(15) 需要指出的是，李先生的观点，受到了研究江右王学与明代中后期江西教育的吴宣德先生的质疑，认为讲会和会讲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界线。(16) 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第十二章第五节《明代书院与讲会》，讨论讲会的宗旨、组织、日期、仪式、程序、材料、会录、后勤供给等问题，(17) 由李先生的弟子柳光明先生执笔。(18) 其布局谋篇虽明显受吴景贤先生影响，但取材于稽山、水西、赤山、证人、共学、东林诸书院讲会，多有拓展，而且提出了讲会书院的概念，指其为书院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成就，值得借鉴。 除此之外，《中国书院辞典》中的有关辞条，作为对一个时期研究成果的总结，亦值得引述： 会讲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聚会。宋陈宓《流芳桥志》云：张琚、罗思、姚鹿卿、张绍燕、李燔、胡泳、缪惟一“会讲洞学毕”。明代胡居仁首开会讲，迄清，形式不一，既有书院讲会中的会讲，亦有书院外进行的会讲；既有定期举行的会讲，亦有随时相约的会讲。 讲会又称联讲会。一种与书院教学、学术活动相联系的学术组织。开展活动时，一般均有特定课题，或有关读书、问难、规劝等具体内容。据讲会规约，规定时间、地点、主持人等。宋淳熙六年朱熹曾以《白鹿讲会次卜文韵》赋诗；明代以胡居仁倡办较早，至明中叶后，渐及南北，规矩亦趋邃密，如惜阴会、青原会、紫阳会、东林会等。(19) 社会史方面，文社及会社等方面的研究，多少涉及书院讲会。徐林先生《明代中晚期江南士人社会交往研究》就注意到了以书院为基地的士人的游历与讲学，是一种跨越地区性和超越身份地位甚至阶层的社会交往，它使得士人“在交流学问中扩大了社会交往面”，“加强了士人之间的联系，也促进了士人文化创造”。(20) 陈宝良先生的《中国的社与会》一书，提到了两种文化生活型会社，即文人的诗社，学者的讲学会，认为讲学会大盛于正德以降，至清渐衰，而晚清又有新式学会的产生。(21) 何宗美先生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对书院讲学和文人结社、讲会之兴与文人结社十分关注，认为“明代书院在时期和地域分布以及活动方式上与文人结社有着一致的地方”，“衡量某地文化在明代是否繁荣的两个重要因素，一是书院多少，讲学风气如何，二是文人结社是否活跃”。而讲会和结社合一，“是讲会社团化之体现”，它表明“一个志同道合的友人群体而非传道授业的师生群体”的形成。(22) 这些对理解书院讲会之特点，多有启发。 由社会文化史视角切入，研究明代讲会和学术思想、地方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最近十余年兴起并值得特别注意的动向，最具标志性的代表人物是台湾的吕妙芬先生。自1998年起，她先后发表了《阳明讲学会》(23)、《圣学教化的吊诡：对晚明阳明讲学的一些观察》(24)、《阳明学派的构建与发展》(25)、《阳明学者的讲会与友论》(26)、《明代宁国府的阳明讲会活动》(27)、《明代吉安府的阳明讲会活动》(28)、《晚明江右阳明学者的地域认同与讲学风格》(29) 等系列论文，并于2003年4月以《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为题结集出版。(30) 该书收入上述所有论文的内容，并作了修订补充，分上下两部凡九章。上部五章，讨论学派与讲会的关系，并以吉安、宁国二府及浙中地区的王学讲会活动为例，展现其共同成长的历史。下部四章，从思想与实践两个层面探讨讲会对学派定位与成长、讲学同志的联属与凝聚、圣学教化的施行、地域文化的认同等所作的贡献，意在提升思想和总结规律。书中有几个重要的观点，更值得引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