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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下一段。 “以人为本”,“就是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多做和做好得人心、稳人心、暖人心的工作,……”首先强调,对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总比“忽视”好、“维护”总比“侵犯”好、“发展”总比“危害”好。但是,如果仅仅出于“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要而被动采取“得人心、稳人心、暖人心”的应急措施,则无疑反映了执政的局限和政治的短视。人们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任何国家机器从来不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北宋政治家王安石也曾指出:“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者也。”(《再上龚舍人书》)然而,这个连古人都明了的道理,一些当代公仆竟然置若罔闻。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充斥着居高临下的“赐予意识”和自下而上的“感恩意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总是以“救世主”和“父母官”自居,动辄“从财政拿出钱来,给百姓办实事”,动辄把“政府的温暖送到群众心坎上”,以此作为“得人心、稳人心、暖人心”的“节日项目”和惯用措施,并以此宣示,不是百姓养活了政府,而是政府养活了百姓。也许是吸取了来自远古的忠告或教训,鉴于“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警惕,于是才有了“得人心、稳人心、暖人心”的政治功利,目的只为保障政权的稳定、权力的笃定,交椅的坐定。正因为这样一种逻辑,“以人为本”在一些人那里已经嬗变为“以人为‘水’”和“以‘官’为本”的变种,人已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被动的、附属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人显然已经成为社会的客体；而仅仅为了一方平安,为了一届政绩,急功近利地争取“人心”或收买“人心”的外力和他者,似乎才是社会的主体。 这两段论述,并非来自平民百姓的见识,也不是来自小公务员的见解,而是一位专家发表在北京一家报纸上的专论。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历史词汇,“以人为本”具有十分古老的历史因子。撇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类民本主义的大量说辞不谈,“以人为本”其实有着十分悠久的历史。从目前可以查勘的资料来看,“以人为本”其实属于春秋时齐国政治家管仲的知识产权:“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霸言》)在管仲的论述中,他所指的“人”,显然是齐王治下的臣民,他的“以人为本”,不过是为齐王称霸提供了一种牧民之道、御民之术。由于中国文化悠久而强大的历史渗透性,今天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在一些学者的理解中,在一些官员的实践中,仍然打上了封建的烙印和历史的情愫。诚如上述,在许多领域和单位,虽然“以人为本”登在报上、写在纸上、讲在会上,然而,就其内核来说,这个原应“为本”的“人”,仍然只具有客体价值、工具价值、利用价值,而不具有主体价值、根本价值、终极价值。在社会实践中,往往片面强调义务而忽视或回避权利；往往片面强调民生而忽视或回避民主。其实,只有后者才更加深刻地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要求,并使人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体。正是对于前者的片面强调,才强化了人的附庸和从属地位,从而悖离了“以人为本”的要求,并使人依然成为社会的客体。 “以人为本”的提出,之所以被赋予当代的、普世的价值,当然反映了历史的进步,这与曾几何时只承认“阶级性”,不承认“人性”,甚至将“人道主义”也视为洪水猛兽的年代,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在一个具有悠久专制传统,实行高度集权体制的中国,“以人为本”理念的确立,对于旧的传统和体制,显然具有颠覆性的意义。按照中国的旧例,一个新的社会观念的提出,并不意味着它的即刻扎根与确立。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观念的桎梏和利益的羁绊,且不说束之高阁、阳奉阴违的种种表现,就是在贯彻之中也有羊头狗肉,改造扭曲的种种范例。因此,贯彻“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必须破除只弘扬动机、却忽略效果,只渲染目标、却罔顾途径一味构筑空中楼阁、反复试验画梅充饥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只有如此,“以人为本”才能成为我们党高扬的时代与进步的旗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