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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初年的名儒董仲舒，名冠当时，前来受学者不计其数。董仲舒深有乏术分身之感，因此，为了使每一位弟子都学到真实的本领，他选拔较早入学、且学术通明的弟子，教授晚入学的弟子，等这些较晚入学的弟子学业达到一定水平，董仲舒再亲自教授。 这种教学方法相对于孔子因材施教来说，是一种创新。自先秦直至两汉，教学方法一直受到施教者的关注。但因为施教者和受教者不同，及所处环境各异，而存在一定差异。到魏晋南朝时期，教师在继承上述教学方法的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 讲诵法 讲诵法通过教师向学生讲解和诵读教材，以达到传授和学习知识的目的。曹魏名儒董遇在教授弟子习经时，就先让学生“先读百遍”，强调“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然后再亲行教授。讲诵法主要是教师讲解，学生诵读。此方法在当时较为流行。萧梁名儒伏曼容在自己家中设立学堂，自己高坐讲台，为诸生讲解经义，来听课者多达千人。无论是生徒的熟读成诵，还是教师的授文讲义，都要求学生熟记和背诵经文，因此，史书中常有诵书的记载。东晋儒士范宣10岁时就能诵《诗》、《书》（《晋书·儒林·范宣传》）。 辩难法 辩难，亦称诘难，这种方法在汉代就已出现，主要以探讨经文异同、激发学者深入思考、阐明经文大义为主。在辩难过程中，学者们各不相让，有以“辞长胜人”的特色。魏晋南朝时期，玄风甚炽，清谈风靡士林。在辩难传统与清谈现实的双重影响下，无论官学还是私学，师生相互诘难，自由辩论蔚为风气。萧梁时期的陈之敬，因善长《孝经》、《左传》而远近闻名。16岁时，应召对策《春秋左氏》、《孝经》，名次最高，获得“当世颜回”的美誉。梁武帝爱其才华，召入面试，亲自论难，陈之敬剖释纵横，应对如流，左右莫不嗟服，得到梁武帝的赏识，官拜童子奉车郎，赏赐优厚（《陈书·陈之敬传》）。陈朝名儒袁宪，萧梁时曾入国子学学习，在学一年后，国子祭酒周弘正亲临讲学，众弟子均来集会，当世名儒谢岐、何妥等亦来听讲。席间谢岐、何妥递相阐明义端，深极理致，袁宪与他们往复数番，应对敏捷。当时学众满堂，观者无不紧张，而袁宪神色自若，辩论有余。周弘正也屡次提问，试图难倒袁宪，但袁宪随问抗答，剖析如流，深得世人赞誉（《陈书·袁宪传》）。通过上述故事，可以看出当时辩论之激烈。 受官学侵染，私学中亦不乏此法。如梁朝庾承先幼年时曾受学于南阳刘虬，强记敏识，超越群辈；玄经释典，无所不悉；九流七略，咸所精练。地方长官欲任用他为僚属，他没有前往，而是与道士王僧镇同游衡岳。晚年时，授学于士台山，远近名僧，咸来赴集，论难锋起，异说多见，庾承先相继酬答，令前来论难者受益匪浅（《梁书·处士·庾承先传》）。再如韦睿，暮年时亲自教授诸儿学习经学，三子韦棱尤明经史，为当世称颂。韦睿每讲授时，都令韦棱辩说，韦睿则剖析讲解，令其信服。（《梁书·韦睿传》）这种方法不仅有利于学生思辨能力的加强，也有益于学术的交流。 覆讲法 覆讲法是学生对教师所授知识进行复述并宣讲的一种方法。如萧梁许懋14岁时，入太学学习，主修《毛诗》，白天领会老师所讲大义后，晚上则覆讲，同学听者经常有千人（《梁书·许懋传》）。对于这种方法，周一良先生认为：“当时学习有所谓覆及覆讲之制，儒生与僧徒皆用之，实为一种考核及辅助听讲者加深理解之方法，亦即后代私塾中背诵及回讲之方法也。”此种方法在魏晋南朝较为盛行，不仅普通教师应用此法，而且一些高僧也通过此法宣讲佛经。这种方法的运用不但可以考核覆讲者，而且也可以辅助听讲者加深理解。 递相传授法 这种教学方法早在汉代就有。如前文所述的董仲舒就曾采取此法。东汉大儒马融亦用此法。马融门徒多达四百余人，每次升堂进者五十余生。郑玄在马融门下，三年不得相见，马融每次都让高业弟子传学于郑玄（《后汉书·郑玄传》）。不难看出，所谓递相传授法是教师对部分弟子进行亲授，再由这些得到真传的弟子依次教授同门。这种教学方法比较适用于学生较多的情况，可以减轻教师的压力。此种教学方法为魏晋南朝所沿用。如西晋隐士杨轲学业精微，养徒数百。即使受业门徒，非入室弟子，亦不能亲言教授。如果想受学，须旁无杂人，教授入室弟子，然后再令入室弟子递相宣授（《晋书·隐逸·杨轲传》）。同汉代此法相比，又有两点差别：其一，“非入室弟子，莫得亲言”。所谓入室弟子当是高徒，这种创新有利于个别教学的实施；其二，“欲所论授，须旁无杂人”。具有明显的保密性，不利于整体教学的发展。 实践教学法 实践教学法是在实践中把教学内容传授给学生的方法，这种方法多应用于实践性较强的私学中，这与科学技术发展的特殊性有一定联系。如南朝刘宋时期的王微，熟谙医学典籍，颇晓中药，尤信《本草》，教授生徒，每年春秋令节，亲自带领两三个门生入山采药（《宋书·王微传》）。中医之学，识药是本，王微亲领门徒采药，是以实践的方法让生徒精通。这种教学方法的实行注重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利于教学效果的实现。 作者：高慧斌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