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关于科学教育 20 世纪初，正是中国以“废科举、兴学堂”为标志的教育大转型时期。在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过程中，各种新式的科学科目被列入教学计划，科学教育被正式提到议事日程。为了使科学教育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任鸿隽殚精竭虑，不时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建言献策，鼓吹科学教育，阐述科学教育之真谛。 早在1915年，任鸿隽就认识到科学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意义，并在“科学与教育”（pp.61-67）一文中专门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表明，科学于教育之重要，久已确立不移矣。其在今日，科学之范围愈广，其教育上之领域亦日增。还顾吾国，科学之真旨与方法，既尚未为言教育者所深谙；而复古潮流之所激荡，乃有欲复前世咿唔咕哗之习。他在详论了科学之定义、科学直接影响社会与个人之行为、科学有益于审美和人生后，得出结论说：“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知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科学之真精神”“岂不胜于物质知识万万哉。吾甚望言教育者加之意也。”他后来又一再强调：现今的时势，观察一国的文明程度，不是拿广士众民，坚甲利兵，和其他表面的东西作标准仪，是拿人民知识程度的高低，和社会组织的完否作测量器的。要增进人民的知识和一切生活的程度，唯有注重科学教育。（p.243） 任鸿隽探讨了科学教育之要义和特点。他说：“科学教育之要义，约举之不出二者。一主于征实。科学之所研究者事实也，事实又有真伪之分，不辨事实之真伪，而漫言研究，不得为科学。二主于合理。兹所谓理者，乃事物因果关系条理之谓也。凡不生关系之事物，而牵合之若有因果者，是谓不合理之知识。反之于个事物间，能明其条理，举其因果关系者，是谓合理之知识，亦即科学知识也。他于是得出结论： 故科学教育之特点，一在使人心趋于实，二在使思想合乎理。能既此二者，而后不为无理之习俗及迷信所束缚，所谓思想之解放，必于是求之。所谓科学之应用，亦必于是征之。（p.216） 在1939年发表的“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pp.546-552）一文中，任鸿隽集中讨论了科学教育的意义、内容和实施办法。他说：“所谓科学教育，其目的是用教育方法直接培养富有科学精神与知识的国民，间接即促进中国的科学化。科学是二十世纪文明之母，是现代文明国家之基础。已为大家所共知。所以要中国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抗战需要科学，建国亦需要科学。”要促进国内的科学化运动，教育方面是一条最重要的途径。这是因为：第一，科学教育可以养成科学的精神，与充实科学的知识。科学教育应当是学校课程的重要部分，这是关于科学的知识方面。当学生学科学知识的时候，又知道了在实验室中这样证实课本内所说的真理与事实，无形中又学会了科学的方法。学生既熟习了科学方法，于是凡事不轻信，不苟且，求准确，求证实，这就熏染了科学的精神。学生经过十数年小中大学里科学教育的熏陶以后，将来无论到哪里，都会利用其已获得的科学知识、科学精神与科学方法，而促进科学化运动。第二，科学教育可以培栽新进技术人才。国内现在急需个行业的专门技术人才，这只有通过严格的科学教育才能训练出来。第三，科学教育可以提高科学文化的水准。无可讳言，目前促进科学文化的力量比较薄弱，这只有用科学教育去充实。把学生的科学程度提高之后，科学文化运动就增添了大批生力军。以后科学在文化运动中，就可以和哲学、文艺、新闻出版等各界分工合作，促进中国之现代化。总而言之，科学教育最利于普及科学精神、方法与知识，最利于产生新进高等技术人员，最利于提高科学文化水准。这是科学化运动的捷径，也是科学化运动的大道。教育家应赶紧负起责任，从速充实科学教育，促进科学教育之发展，以求中国之科学化！ 关于科学教育之内容，任鸿隽认为，第一种是普通理科教程，如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之类，这些是基本科学知识。每个学生无论如何都应该学习，尤其是中小学的理科课程，必须认真教授。这应该从充实教材，增加师资作起。第二种是技术科目，这里面包括农、工、医、水利、蚕桑、交通、无线电等专门学校，以及医院所附设之护士学校等。我们的专科学校太少，培植出来的人才不够用，急需扩充。第三种是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我国文盲既多，教育普及程度差，社会上一般人迷信过甚。在许多穷乡僻壤，人们以为疾病是鬼神作祟，甚至许多有崇高社会地位的领袖人物还在相信看相、算命、扶乩等事。这种缺乏科学常识的国民，在现今的世界里是无法生存的。故对于很浅显的一般科学常识教育，其需要应更甚于上述二项。然而，究竟应该如何推进科学教育，使之配合抗战建国事业，以达到克敌兴邦的目的呢？他觉得根本上应该：第一，训练好的师资。要认真提高师资训练班的训练标准，非但注重教材内容，还要注意教授方法。在职中学理科教师也要不忘自我教育，重视自己的教业，时时揣摩教授法。其次，供给好的教材。我们要编好的教本，制好的标本，好的仪器，办好的实验室，没有这几样东西，根本就谈不上科学教育。最后，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有绝大关系者，就是科学研究工作。这不仅有益于科学本身，而且直接有助于提高师资和编好教材。对此，任鸿隽在它处还有一段话讲得恰到好处：“拿任何一种科学作例，必须自己作过一点独立的研究，然后对于科学的原理和精神，有一个深切的了解，教起书来，自然头头是道，能引起学生的兴趣。”（p.453） 任鸿隽早就洞若观火：中国当时的科学教育，至少有两大缺点。一则专注重科学之传授，而不问科学之研究。一则仅以研究之事委之学校，而不别求直接有效之途径也。（p.283）他进而剖析了科学教育大部分皆属失败的原因：岂不曰讲演时间过多，依赖书本过甚，使学生虽习过科学课程，而于科学之精神与意义，仍茫然有得乎？则试问之今科学教师，何以只知照书本讲演，岂不以彼所从学之教师，其教之也，亦如是则已乎？如此递推，至于无穷，然后知无真正科学家以导其源，欲科学教育之适如其分，不可得之数也。换词言之，即有科学乃有所谓科学教育，而国内学者似于此点，尚未大明了，此一事也。其二则为对于科学之误会，对科学之真意和价值动觉隔膜。(pp.309-310)他还揭示出：“中学及大学教育的过于偏重讲演与课本，都是与科学的精神方法相反的”（p.460）。 科学普及是科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任鸿隽对此十分重视，他一生亲自撰写和翻译了诸多普及性的科学文字。他内心早就孕育着在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中介绍科学的最佳方案： 所谓科学者，非指一化学一物理学一生物学，而为西方近三百年来用归纳法研究天然与人为现象所得结果之总和。故所谓科学者，决不能视为奇技淫巧或艺成而下之事，而与吾东方人之用考据方法研究经史无殊，特其取材不同，鹄的各异，故其结果遂如南北寒燠之互异耳。同时欲效法西方而撷取其精华，莫如绍介整个科学。盖科学既为西方文化之泉源，提纲挈领，舍此莫由。绍介科学不从整个根本入手，譬如路见奇花，撷其枝叶而遗其根株，欲求此花枝发荣滋长，继续不已，不可得也。（p.683） 显而易见，这里的“枝叶”指科学知识和科学应用，而“根株”则指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任鸿隽深知科学普及的难处和重要性。他说，想把一个颇为抽象的科学主题，拿通俗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困难是很大的：他或者把问题的中心隐藏起来，只拿肤浅的方面或模糊的叙述给读者，使读者心中发生一种被骗的了解幻象；或者他对于问题说得那么专门详尽，使没有训练的读者，无法了解他的说法，也就没有勇气再读下去。假如把这两类通俗科学文字除去之后，留下来的是何其之少，但是这一点点却是真正难得的、极有价值的东西。使一般人有机会去经验——自觉地和理解地——科学研究的成果和努力，是极端重要的事。每一个科学研究的结果，由几个同行专家拿了起来精研、应用，还是不够的。把知识的整体局限在少数人的中间，将使这个民族的哲学精神失去活泼、生气，同时也将引到精神上的贫乏。（p.649）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