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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般都会同意，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各组成部分之间有着内在统一性的整体，但如何理解这一整体性，各人的见解却不尽一致。笔者以为，对这一整体性可以从不同方面去理解，但无论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去理解却是最根本的，因为这是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以改造世界为宗旨的本质所决定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其他任何理论的根本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指向实践的理论，它的根本目的不是为了解释世界，而是为了改造世界。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根本不同，在于解释世界是一种观念的理论活动，而改造世界则是一种实在的实践活动。观念的理论活动所处理的是普遍的概念、范畴等思想存在，故必然是抽象的；而实在的实践活动所处理的则是个别的现实事物，因而必然是具体的。具体之为具体，是事物诸方面规定性的统一，而抽象的普遍性则只是其中一方面的规定性。这样，在理论活动中，人们往往从事物中抽取出某一方面的规定性加以考察，而在实践活动中，却必须对事物的各个方面的规定性综合地加以考虑。理论活动的抽象性有利于达到对于事物本质规定的深刻把握，有利于从对事物的个别性认识上升到普遍性的认识。但理论的这种抽象的普遍性认识并不能直接运用于实践。理论要能够运用于实践，就必须将各个方面的抽象的普遍性的认识综合为关于特定实践活动具体的知识，即具体化为一种实践观念或实践智慧。这意味着，如果一种实践涉及到多个或多方面的理论的话，那么各个或各方面的理论必须构成一个整体才能成功地运用于改造世界。 在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认识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根本区别，他看到，在理论活动中人们所追求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理论智慧，而在实践中起支配作用的则是一种具体的实践智慧。但此后两千多年西方哲学的发展却未能发挥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哲学，而是走上了一条视理论活动为最根本活动的理论哲学的道路。直到马克思才颠覆了这一形而上学传统，将实践活动视为最为根本性的活动：“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要不要解释世界的理论，而在于怎样理解理论，是把理论理解为最高的活动方式且独立于人类实践的活动，还是理解为从属于实践的活动。马克思主义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所持的显然是后一种理解方式。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仅将西方两千多年来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颠倒了过来，而且在自身实践和理论活动中身体力行，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任何其它抽象的解释世界的理论不同，是一种具体的指向改变世界的理论。这种具体性就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其创立开始，就是一个包含各个方面规定性的具体的指向行动理论；在后来的发展中，尽管其中不同方面的内容获得了深入的发展，但它始终不曾分离成互不相干的东西，而是在新的基础上仍然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无论在其早期，还是在中后期，都是整体性的。当然，在这两个时期，理论整体性的表现方式是有所不同的。早期理论的整体性更多的是一种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方式，在其中，哲学具有支配性的地位；而中后期理论的整体性则更多的是一种各个组成部分分化后的内在统一性，在其中，政治经济学则有着显著的作用。在前一种方式中，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统一性是直接的、外显的；而在后一种方式中，其统一性则是隐含的、内在的。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活动从一开始就与作为一种革命实践的共产主义运动结下了不解之缘。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必然性的论证，虽然仍沿着黑格尔历史主义辩证法的思路，具有明显的思辨性，但同样明显的是，用异化劳动理论去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必然性，已经突破了纯粹哲学的思辨，而将经济学理论包含在了论证之中。马克思认为对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是一切异化的积极扬弃，而共产主义则正是这种积极的扬弃的历史形式。这也就是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理论已经以一种高度整体性的方式结合在一起，共同指向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实践目标。在《神圣家族》中，由于前一思路遇到了理论上的困难，马克思暂时放弃了劳动异化理论，转向法国唯物主义功利主义的思路，以人的某些天性去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不可避免性。这里虽然没有直接引入经济学理论，但是，通过对18世纪唯物主义学说的研究，马克思对于自然、物质利益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形成了新的看法：“正是自然的必然性、人的特性（不管他们表现为怎样的异化形式）、利益把市民社会的成员彼此连接起来。他们之间的现实的联系不是政治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因此……他们不是神类的利己主义者，而是利己主义的人。”马克思在这里对于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从18世纪唯物主义出发论证共产主义，“把唯物主义学说当做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和共产主义的逻辑基础加以发展”，给予了肯定的评价。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发现了“现实的个人”这一坚实的出发点，将德国辩证法与法国唯物主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完全现实地依据人类实践活动的客观规律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这一发现的关键则在于对分工在私有制和异化形成中作用的认识：“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到《神圣家族》中的物质利益理论，再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分工理论，尽管存在着明显的从思辨性向现实性的转变，尽管对经济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入的涉及，但无论如何，这些经济学问题都是哲学思路的一种扩展，因而从根本上说都是从属于哲学论证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著作中对经济学问题的涉及已经显露出一种对于经济学问题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的倾向。其实，早在《莱茵报》时期，就“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发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于是，马克思“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尽管初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还未达到对英国古典经济学批判的高度，而在很大程度上还与哲学层面混杂在一起，但毕竟由此走出了纯哲学的思辨，开辟出了一条具有实证性的科学研究道路。政治经济学进一步研究的成果，在1847年出版的《哲学的贫困》中得到了科学的概述。而在经过了1848年的革命之后，马克思1850年在伦敦又重新开始了长达几十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这一研究的最终成果，就是《资本论》这部巨著及其大量手稿。在其中，马克思建立起了科学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进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必然性。至此，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那种以哲学为主导的浑然一体的整体性不复存在，而是形成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在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政治经济学无疑占有着十分突出的地位。这给人一种印象，似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抛弃了哲学而走向了科学。加之，受实证主义反形而上学的影响，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也试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成一门纯粹的“科学”，从而远离哲学。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间就似乎不再存在统一性了，不再是一个整体了。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分化并不是其整体性的消失，而只是整体性形式的改变而已。这就是从直接的浑然一体的整体性，转变为了内在的、隐含的整体性。这当中的关键之处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不是抛弃了哲学，而是将哲学作为方法论融入到了其科学的研究之中。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核心内容的唯物史观，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表明的那样，是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其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不是并列的外在关联，而是渗透于后二者之中的。同样，科学社会主义也不是与政治经济学并列的外在关联，而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现实运用。 总之，无论是哲学也罢，政治经济学也罢，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都是归结于直接指向实践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因此，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就必须批判实证主义之类抽象的理论哲学立场，而深入领会马克思所开创的现代实践哲学的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