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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广义的“文化”上理解，和谐文化应该是一种法治文化―――作为法治社会所应有的文化体系。 关于社会和谐的基础，正如胡锦涛总书记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首先应该是“民主法治”的社会。对于这一点，我们特别需要有充分的理解和贯彻。 这是因为，现代社会的和谐与古代社会的和谐有着根本的不同。古代社会的和谐，是建立在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制度基础之上，所以它更多的是依赖和表现为人们的道德文化面貌。而现代社会的和谐，则只能建立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之上。民主是以人民为主体的、平等的政治制度，法治则是民主的程序化及其规则的实现，民主和法治二者不可分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既然以人民民主为其主体根基，就意味着它必然也要以法治为其主导的政治形式。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和谐，就是更多地依赖社会制度、体制、机制、规范和程序来保证和实现。这样的和谐才是一种更加深层次的、持续的、稳定的和谐。所以，社会主义的和谐文化，应该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法治”不同于“法制”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建设，经历了一个从主张“法制”到明确“法治”的飞跃。这一提法的转变，对于国家和社会发展来讲，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实质性的、重大的进步。 “法治”不同于“法制”之处在于：法制是指在任何社会形态下都可以建立的一套法律法规体系，它并不意味着“法”与民主相联系，并不意味着“法”在实际上必然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相反也许恰恰意味着，法可以仅仅成为当政者手里的治理工具。在历史上，法制的状态往往就是这样的。而“法治”的本意则是“法的统治”，而不是由谁来“使用法律手段进行统治”。就是说，“法治”意味着，唯有体现全体公民公共意志的“法”才享有最高的政治权力，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得超越其上；特别是，“法治”意味着，执政者的管理行为，必须处处都以法律为根据。这也可以看作是法制的真正合理化和充分到位的形态。 “法制”与“法治”的这种区别，其根基还在于前提是“人治”还是“法治”。就是说，法制可以在人治体系下建立，属于人治的体系，也可以在法治体系中建立，属于法治的内容。人治和法治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国家和社会是否由人来治理，也不在于是否建立了法制系统，而在于：一切法律法规和治国的原则本身，最终究竟是体现着谁的利益和意志？凡属最终以统治者个人或少数人的利益、意志为转移的，就属于人治；而最终取决于共同体、全体公民或者全体人民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才是法治。所谓共同体或公共意志的体现，在社会上叫做契约或者规则，也就是法制体系。所以，“依法治国”的本质，就是依靠全体人民，遵照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和意志，遵照共同认定的规则和程序来管理我们的国家。“依法治国”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当家作主的必然要求和根本体现。 依法治国前提下加强道德建设 在如何理解和贯彻法治原则的问题上，由于传统文化的影响，在我国还有如何看待“德治”的问题。这里首先需要弄清德治和法治的内涵。在中国讲德治和法治，不能离开中国的文化背景。一方面必须看到，在古代中国和传统文化当中，并没有现代法治的概念，古代的法治其实只是“刑治”，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古代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相混同。而古代的“德治”则有过三种形态：第一种叫“德政”，即统治者、当权者采取一些宽松的、惠民的政策；第二种叫“德教”。孔子强调在国家治理方面要重在道德教化，统治者要“为政以德，示教于民”，从而提供了一条主要通过道德教化来治理社会的主导思路；德治的最后一种模式是“礼教”。宋明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把仁义道德不仅作为文化思想来提倡，而且借助于行政权力进行强制和灌输。这种德治模式打着道德的旗帜，灌输一种僵化的封建等级纲常观念，是一种黑暗腐朽的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