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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要求全党进一步提高对哲学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深入研究和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是一项极为重要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哲学工作者要不辱使命，为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意义 江泽民同志在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在实践和理论上不懈进行探索，不断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理论，用发展的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探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理论探索，就是总结实践探索的经验，加以理性升华，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和基本规律。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要求和理性自觉。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是理论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国哲学工作者的崇高使命。 中国共产党人善于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崭新形态。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凝结了几代领导集体的心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思想成果。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通过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和新的实践成果的概括，全面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结合我们党和国家发展的实际，又从各个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按照十六大的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继续丰富和发展。从哲学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作出进一步的概括和总结，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一项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的命运与哲学息息相关。社会主义的产生，离不开哲学；社会主义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马克思曾指出：“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毛泽东明确肯定了哲学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他说，马克思主义有几门学问，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但基础的东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因为哲学作为世界观、价值观、认识论、方法论，是社会主义者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前提、理论根据和方法论工具。没有唯物史观的创立，社会主义就不可能从空想变成科学；没有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支持实践标准的讨论、重新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会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社会主义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以来，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发展历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哲学上的是非对错往往十分重要，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原因。不仅如此，哲学还是社会主义理论的灵魂、精髓和核心。邓小平反复强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应该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的体系，从整个体系上获得正确的理解，要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来指导我们的工作。邓小平高度评价毛泽东用“实事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作的概括，并进一步将“实事求是”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的意思是说，我们只有掌握这个精髓，才能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才能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它。换言之，一个理论只有达到哲学层面的自觉，它的完整性、体系性才能得以确立。我们同样可以说，只有在哲学层面上达到了理论的成熟，才能从根本上增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一句话，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是完整地表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不可缺少的，是深化对这一理论的认识以及表明该理论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志，更是自觉运用这个理论体系指导实践的重要前提。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明的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同样是与社会主义的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哲学要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和社会功能，就必须立足时代、立足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并解决这些问题，就会把理论、思想和人类社会大大向前推进一步。研究时代提出的问题，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这是哲学家的重要职责。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是我们所面对的时代主题，也是哲学研究所面对的中国最大实际。时代的发展推动哲学理论的发展，时代提出的问题需要哲学的研究和回答。立足时代、立足中国，是实现哲学与现实接触和结合的关键。解决哲学脱离现实的问题，必须找到作为结合载体和结合途径的课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既是实现哲学与现实结合的主要载体，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举措。 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目标及难点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邓小平理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这是我们努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主要依据。 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作为该理论的奠基人，他多次强调，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刻、实际的阐述，要形成“准确的表述语言”（《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1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多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进行科学概括和总体性表述，不断深化了对这一理论体系的认识。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总是站在全局的高度，善于从哲学世界观的角度提出并解决问题。他的著作充满了哲学智慧和辩证法。邓小平关于反对“两个凡是”的论述，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论述，关于实践标准的论述，关于生产力标准和“三个有利于”标准的论述，关于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人民利益标准相统一的论述，等等，不仅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基础，也表明在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存在着一个实质性的哲学系统。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再到科学发展观，更加彰显了邓小平提出的“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的哲学理念。把这一哲学理念具体化为一个由哲学概念和范畴构成的有内在联系和开放结构的哲学体系，就是摆在中国哲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 应该承认，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还存在若干困难。首要的一点，这项研究不单单是一项文本梳理的案头上的工作，不是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的起点，理论地反思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从事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分析和研究实践中所提出的重大问题以及在解决这些问题中所形成的哲学观念。马克思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44页）。列宁指出，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列宁和毛泽东之所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们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本国的实际中找到了革命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始终坚持要冷静地总结经验，要研究新的实践。他说：“一个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都是总结、概括实践经验的结果。没有前人或今人、中国人或外国人的实践经验，怎么能概括、提出新的理论？”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其间经历过多次失误和挫折，通过艰辛的探索，才终于找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是史无前例的，哲学研究要无愧于时代，就要研究这一探索过程本身所蕴涵的哲学精神、哲学思维和哲学方法，正是它们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精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