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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有关教育的几个具体问题 作为一个具有新颖教育理念和丰富实践经验的教育家，任鸿隽不时就许多与教育有关的政策问题、具体做法发表议论。这里，限于篇幅，我们仅仅涉及一下他关于选科制、利用外国教材、留学生政策的议论。 任鸿隽对对选科制的说明是：选科制者，校中设各种学科，而无一定课程，学者得自由选择其所好之科而学之之谓也。东方高等以上学校，科目课程有定，入校则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问何科当取，何科当舍。入西方大学则不然，只有一泛漠之目的，至于专攻之门与寻致之途，一切处于学者之自择。欲行选科制，必其以下三者：学生虽无一定科目而有一定量之工课（unit），达不到者不得卒业；此一定量工课必有一部分属于一门；各科皆有教者为学生顾问（adviser），学生择科时得咨询之以定选择方针。选科制其利不可胜道，今约举之有七：学者得自由发展其才能以达最高之域。高才之士不为一定课程所束缚，得发挥其天纵之能，以登峰造极。中人以下，亦得就其性之所近勉强学问，日进有功。其于才性之发舒，精力之节省，两有得焉。其利一。学者得均受各科教育以成全才。有一定课程者，既欲求备欲一门之中，即不能旁涉它门之藩。是故习文学者或不暇问津于自然科学，而业专门者，其研究囿于方曲，亦无暇涵养文学趣味，此非教育之本意也。选科制不然。其未在执业专门者，其时间甚裕，其可选之材甚广，固可洽学赅览，尽博文圣通之能事。其利二。便学者时间之利用。其利三。增学者对己之责任心。在选科制下，所习科程由一己自由意思主之，从而可增强其责任心，而责任心乃成材不可少之要素。其利四。观摩之广。因各科学生变动不居，固一班之中，各级之人与各科之人具备，言谈微中，足以广益。其利五。教育之竞争。有选科制之校，其教科之良否，不益其课程为断，而益其科目为断。故其校某科而良，则学者云集。而不良者，讲室之门可罗雀矣。良楛易彰，教者益奋，而教育乃因竞争日益发达。其利六。管理上之便易。其利七。选科制虽善，行之亦有难者。主要是须人才与财力，学者与教者须皆臻众盛，学者须有自觉之智力，研几之决心。不过，此三难者，皆教育幼稚时固有之现象，及其既达，必经此制。此制未行，终非教育之盛，而未足尽作人之道。（pp.108-110） 关于大学讲授科学课程多用外国课本且用外国语讲授问题，任鸿隽在1918年就有自己的看法：“此吾以为期期不可者。吾所以反对用外国语文讲授之理由，不特因语文隔阂，学者不易了解，即了解矣，亦用力多而成功少。抑且言及科学，学者本有非我族类之感想。设更用外国语讲授，则此种学问将终被歧视而不易融合为中国学术之一部分。”15年后，他对讲此话的原因作了说明：因为当时的理科教育尚在萌芽，程度稍高的课程，便非依靠外国教本不可。因为用外国教本的原故，教者也就自然而然地用外国语来讲授，以图清楚与省事。但是这样的教法，于中国的科学教育的前途有极大的障碍，是不消说的了。理科课程的中国化，非先有中国的理科教本不为功，而在当时科学教育方在萌芽的时候，用外国课本和用外国语讲授，或者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他对全国立案的大学理学院的三分之二、立案高中的二分之一作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使他惊诧不已的，自然是各科的外国教本所占成分很大。他认为，这个现象，不能说是偶然的，无关宏旨的。它至少证明我们这十几年来，尽管大吹大擂地提倡科学，但是对这一点最小限度的科学教育工具，还不曾有相当的努力。它证明教课先生只知展转负贩、坐享其成，绝不曾打定主意做出几本适合国情的教科书，为各种科学树立一个独立的基础。它证明我们学校组织不完善，使我们的许多科学家，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消磨在课堂教室口讲指画之中，绝不让有多余的时间来从事著述工作。它证明我们多少教育家宁愿把闲暇时间消磨在麻将电影里面，绝不会把科学教学的工作，当作一件重大的教育事业。从调查表可以看出，吾国近年出版的大学高中理科教科书，实在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多，而得到教授先生采用的，不过寥寥几种。这个现象只有两各理由可以解释：一是教者及学生还不曾摆脱崇拜西文的心理，以为凡学科能用西文原书教授，便可以显得它的程度特别高深。于是即使在中文里有同样可用的书，他们也宁愿舍中而用西。二是中文出版的书实在太差了，而且选择又少，不容易满足各个学校的特别需求，所以不得不取材于异域，这个理由似乎更重要些。调查还表明，凡大学高中采用的西文教科书，都是美国出版品，绝无欧洲各国出版的教科书搀杂其中。任鸿隽认为，这是不正常的：有些国家如德、法，因为文字的关系，他们的教科书不易受我们的光顾倒也罢了，至于英国出版的各种理科教本，未必就无一本比美国出版的好些，可供我们采用？这可以见得我们即使在采用他人现成的教本方面，也不曾尽得采访选择的能事。（pp.468-472） 关于留学政策和留学生问题，任鸿隽也有自己的一系列看法。作为一名较早出洋的留学生，他在赴美不到半年就发表文章，阐明留学生在中国欲承担建立学界之责任，必须兼通国学方可： 于忠于所学之外，尚有一不可不备之要素焉，则其人必兼通国学是也。吾所谓国学，固非如经生老儒，钻研故纸，穷年矻矻，至死不休者。而于吾学术思想之大要，历史推迁之陈迹，不可以不知。属辞比事，笔于手而出于口，所以自尽其义之术，不可以不能。此其事之重要，有二故焉。一则知彼而不知己，不可以为完全学者。一则留学之职在于贩彼所有，济我所无。负贩之道，在利交通。国学文字，所以为沟通彼此之具也。今以吾国土地之广也，人民之众也，待举之事之繁也，而留学各国者，无过数千百人。骤观之，其数若庞然可骇。及其归也，如以杯水益巨海，泯然于若有若无之间矣。将大增留学之数乎？自教育方针及国家财政言之，其势复有所不可。其唯一补救之方法，则曰吾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而已。夫留学者一人，而可收数十百人之效，其事在此一人，能以其学传播于数十百人。非其国文能著书立说，自达其意不为功。吾闻西洋留学生归者，令为教习，所授则旁行书也，所讲则外国语也。如是则与外国学者何异？夫外国学者虽众，不能有益于中夏学界，彰彰明矣。（p.8） 任鸿隽早在1914年就慨叹留学生归国无用武之地：“吾留学生囊橐数年之讲章实习以归，归而无学校足供砥砺也，无图书足供参考也，无工场足供实验也，无师友足供切磋也。而又张冠而李戴，削足以就履。数年之后，尚有丝毫学理，储其胸中耶？”次年，他通过椷札之所涉及，报章之所披露，列举了留学生有代表性的三类例子：或学成而归，可谓少有可用之才；或不亟于改换脑筋，归后一接旧社会，旧习惯，将旧病复发，不可救药，博弈饮酒以终日；或考试留学生，续科举之余习，使人才集中于仕途。针对第一类，他发出诘问：“才而不用，则安用才为，安用其遣学之为？”针对第二类，他喟叹：“不暇为吾留学生惜，为中国前途痛也。”针对第三类，他强烈表示： 吾谓科举之为害，不仅在所以考之者非有用之学，乃在率天下之才智，而入于政治之一途。人才集中于政治一途，则社会上事业固失。而所以应考者，陈纸空谈，即所谓莅民治事，亦非所习，则政治之事又失。今之留学生，固不仅从政之才，而多致力于工商、制造之学，以此散之四方，从事于生利事业，则社会改良庶几可望。今政府乃以考试一举，集数年中之留学生，而置之部曹闲散之地，是名用而实锢之也。即用得其所，而注全国有用之才于政治一途，亦岂计之得者，政府已矣。吾愿留学归国诸君，稍稍留意于社会事业，而勿以考试为终南捷径，作金马门避世之想，则国事或尚有望乎！（pp.49-51） 任鸿隽对实业留学生回国后用非所学极为关注。他考察和统计了数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和麻省工业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归国就业情况：真从事于实业者，不过全数之半；即从事实业矣，亦不过受庸于已成之实业，岂能自创一实业，为国家开生利之源者，盖渺乎未之闻也。夫有实业人才而无实业以用之，有才亦等于无才。既无坐享成功发挥所能之地，何不自创实业而自用其能，即实业人才当用社会也。实业人才之所以未用社会，除包括无资本佣值等等之外，在于实业人才在求学时无实际问题以供研究。于是，既兴之实业，唯有常守旧法，不事改良；未兴之实业，莫为之创，亦终古无由发生。合两方面观之，留学外国者，有研究实业之机会而苦无材料，国内实业家有材料而苦无研究之人。两方面不能相互为用，乃至两败俱伤，其原因在于缺少一介绍机关。再者，我们要效法收效独多的日本留学生，他们出外留学时，皆具有一定之目的，对于欲研究的问题，先已知其大要，到外国专研究此事，归国即举措之耳。（pp.120-123） 在一篇论“大学研究所与留学政策”（pp.509-511）的文章中，任鸿隽指出以前拿范围的大小作为大学的标准不切实际，致使大学还没有办到设立研究所的程度，派遣留学生自然是一个不得已的补救方法。但是，长此继续下去，则国内的大学永远只能给外国大学作一个预科。尤其是，在目下留学政策盛行的时候，凡在学校成绩较优，学问欲较高的毕业生，谁不愿意去应留学考试，而偏要死心塌地地在本国学校做一点研究工作？所以我们的留学政策，直接有碍于大学研究所的发展。其次，也要考虑一下经济问题，留学生费用巨大，用其半数于研究所，十之有八不愁设备与经费无着了。但是，国内若没有可以代替外国大学为我们制造专门人才的机关，则停派留学生即等于断绝了自己上进的道路。他提出的对策是：有必要恢复30年前外国学者来中国讲学的风气。从前因为国内无人，不能不请外国学者来教我们初步的学问；现在因为国内已有相当的人才，尤其要请外国学者来引导我们做专门的研究。从前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浪费；现在请外国学者，可以说是经济政策。问题是我们所请到的是不是真正的学者，能不能做我们的导师罢了。（作者：李醒民） [ 参考文献] 关于任鸿隽的生平、贡献和年表，请参见任鸿隽：《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樊洪业、张久村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第1版，第671-771页。以下引用该文献时只在正文注明页码。 请参见李醒民下述专著有关论述其人教育思想的章节：台北三民书局1984年至1988年先后出版的《彭加勒》、《马赫》、《迪昂》、《爱因斯坦》、《皮尔逊》，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年、台北业强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理性的光华——哲人科学家奥斯特瓦尔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