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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炳麟(1868—1936)，中国近代著名学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原名学乘、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1892年入杭州诂经精舍从师俞樾。1895年加入强学会，翌年应梁启超之邀任《时务报》编辑。戊戌政变后亡命日本。1900年回国从事反清活动，并曾反聘为苏州东吴大学中文教习。1902年再赴日本，结识孙中山，接受民主革命主张。曾参与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中国教育会”、“光复会”等进步组织，并任上海“爱国学社”教员。1903年“苏报案”发生后被捕入狱。1906年获释后赴日加入“同盟会”，并任《民报》主笔。1912年以后曾任“中华民国联合会”会长、浙江省教育会会长、孙中山及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一度担任“统一党”、“共和党”领袖，并曾参与发起“通俗教育研究会”。他手定的汉语切音方法于1913年被教育部明定为全国通用注音符号，沿用30余年。1917年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次年退出政界，主要从事教育及学术研究工作。曾创办、主编《华国》月刊，创办“章氏国学讲习所”，出版《制言》半月刊及《教育今语杂志》。1926年任上海国民大学校长。晚年还在苏州等地讲学并创办中医学校、出版中医杂志。1933年在苏州创办“国学会”以“阐扬国故、复兴国学”。章炳麟一生著述甚丰，有《章氏丛书》及其续编、三编、及《国故论衡》、《国学概论》等行世，而其教育言论主要辑录在《太炎教育谈》一书中。 《太炎教育谈》(1920年)是章炳麟的教育论文集，署“双流李天根校刊”，庚申(1920)年仲春观鑑庐刻本。本书共两卷六篇。第一卷包括：《说文字、历史、哲理的大概》、《说文字的通借》、《说常识》；第二卷包括《论群经的大意》、《论诸子的大概》、《论教育的根本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1921年吴齐仁又编成《章太炎的白话文》一书，该书与《太炎教育谈》的内容大致相同，只是某些选文的标题略有出入。《章太炎的白话文》所收篇目为：《留学的目的和方法》、《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常识与教育》、《经的大意》、《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论诸子的大观》、《中国文字略说》。 （一）关于文字与教育：历史、哲理与教育 章炳麟通过对“中国开化的根苗和近代学问发达的事迹”的考察，论述了中国文化“施教的方法”和“受教的门径”。 关于文字教学法，作者认为，首先要让学生晓得造字的六个条例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以领会中国文字的妙处；然后要使学生认识《说文》的540个部首，这样识字就不用强记了；还要让学生懂得“反切”的道理。通过掌握反切注音法，就很容易读出字的音来。抓住了这几点，也就抓住了文字教学的基本方法。至于怎样避免有人乱写别字的现象，作者从字源上作了考察，认为只有将“通借”与“假借”分清才有可能避免乱写别字。章氏指出，“假借”是造字的条例之一，而“通借”却在造字六法之外。“通借”原本是古人写别字，久而久之流传下来才被人们接受。而现代人写别字与古人的“通借”不同，因为现代人写别字并没有被社会认可；况且，现代人写别字大多是按各处的地方音去写，若各处用各处的方音去写，必然造成彼此理解上的障碍。别字与要写的字在韵理上截然不同，随意乱用就破坏了声韵，这在小学律法上是断然不容许的。 关于历史教学法，作者主张，首先要让学生知道，“孔子是史学的宗师”，而“不是什么教主”，他认为，史学讲人话，教主讲鬼话；“鬼话是要人愚，人话是要人智。”要让学生知道学习历史的目的在于鉴古知今。作者强调历史教学要让学生抓住历史发展的线索，并在书中勾勒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章氏认为，历史科教师要教好学生，自己的“智识要十倍于教科书”，方可补教科书的不足。作者还在论述历史教学之后开列了历史教师的必读书目，包括《通鉴辑览》、《日知录》等。关于哲理教学法，章氏认为首先要让学生掌握先秦各学派即古代儒家、法家、墨家、道家、杂家、阴阳家、小说家、农家和名家的哲学观点及其相互的区别、联系，并指出这是哲理教学的中心所在。作者最后开列了哲理教师的必读书目，包括《庄子·天下篇》、《淮南子·要略训》、《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老庄、申韩列传、孟子、荀卿列传等；还有《汉书·艺文志》、《明儒学案》等等。 （二）关于常识与教育 作者认为，教育的第一步，就是使人有常识。概括来讲，《书》、《数》和本国历史要算最基本的常识了，但具体而言，常识又各有不同。 首先，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常识。全国的人按职业可分为：士、农、工、商、薮、牧、殡、妇六种，这六种中间又可细分下去，所以，各项人所要的常识也就不同。如士人不识五谷的很多，但若农人不识得五谷那就不得算农人了。其次，不同的国家有不同国家的常识。各国历史不同，所要知道的各国的历史常识也就不同。第三，常识不是古今如一的，即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常识。作者认为，后人的常识应该超过前人，常识应随着时代发展而增进。但要一代代人的常识随着时代发展而增进，就不能人人都是常识的水平，而必须有一些“独到精微”的学者，把一些精微的道理用朴实平易的话讲出来，使后人能够非常容易地学习。为此，章氏告诫人们说：“没有独到精微的学者，就没有增进的常识；没有极好的著作，就没有象样的教科书。” 关于常识的教学方法，章氏认为，应首先让学生由近及远、从低到高，牢固地掌握基本常识，然后，“好广的再求广。好精的再求精，那是渐渐的远去，渐渐的上去了。”作者强调指出，教科书编纂不当或根本没有适当的教材是造成人们常识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呼吁人们要注意各科教材建设。教材建设跟不上必然导致许多人常识不全。比如历史常识方面，有人晓得欧洲诗人、文豪的名字，却不晓得中国汉朝是着什么样的衣冠；在地理常识方面，有人晓得五大洲的名字及欧洲各国的名字，却不晓得中国各省，湖南、湖北本来不到两个的地面，为什么两湖总督称为湖广总督呢？江西省在长江以南，为什么却称为江西呢？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作者认为“却是不能对的多。”章氏认为，这样便不能算有常识。 （三）关于群经、诸子与教育 作者在阐述群经大意的基础上，论证了经书的作用及经学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章氏首先界定了经的含义，认为，真正可称为经的原只是古人的官书，这些官书除了孔子删定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外，还有《周髀算经》、《逸周书》、《连山归藏》和《司马法》等等。他认为，由于经的名目逐渐混乱，所以到了唐朝时才颁定五经正义。 关于经的作用，作者认为比较流行的有三种观点：一是汉朝人认为经是孔子预先替汉朝制定的法度；二是宋朝人认为经是修身教科书；三是认为经是历史典籍。作者同意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种说法“真是拨云雾见青天”！ 章氏指出，经就是古人的史，史就是后世的经。我们要人学习经典，是要使人增长历史知识，用意在“开通”人。读经并不专为修身，若把经典当作修身教科书，“便只看了小小的一角，本意差得远了”；“若把经典当作替汉朝立法的书”，本意更差得远了。因此，作者认为，当时的学校把经典当作修身的工具，实在是一种偏见。他主张把经当作史籍来读，并要选择正确的注本。他在认真比较了各种经的注本后，认为，王弼所注“到底要算第一家，平心说来，比苟氏、郑氏、虞氏都高。”而当时学校的人却不用王注而用别的浅陋荒疏的注本，并且“不管经文是真是假，注文是好是坏，只用一句修身的假话去笼罩”，又不晓得注文于修身是有利还是有害?“用意只在迷罔人”。对这种学校教育的弊端，章氏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章氏还详细论述了诸子各家的思想观点及其演变发展的历史，为教授诸子学的教师及学习诸子学的学生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文献。 （四）“论教育的根本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 作者对教育工作的立足点及教育方法问题进行了详细考察，在如何处理教育过程中中外思想文化的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章氏认为，如果本国没有学说、自己没有心得，那么教育的方法是只得跟别人去学；如果本国一向有学说、自己本来有心得，那么教育的路径自然不同，即教育的根本“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这本是十分明白晓畅的道理。然而在当时的教育界却出现了两种偏向：一是只佩服别国的学说，而对本国的学说，不论精粗美丑，一概不采；二是在本国的学说里头，治了一项，其余各项，都以为无足轻重，并且还要诋毁。为什么说第一种偏向不对呢？ 这是因为，别国人到底不明白我国的学问，既使有几分涉猎，都是皮毛，凭他说好说坏，都不能当作定论。比如日本人读汉字分为“汉音”、“唐音”、“吴音”，并说是中国古来的正音，其实是日本人口舌“崛强”，学成这种奇怪的音，并非中国的古音。再如法国人，说中国人种原是从巴比伦来，其实也不然。可见，别国人的支那学，我们不能取来做标准。第二种偏向的错误也十分明显，作者认为，一项学术里头，这个说是、那个说非，自然需要辩论驳证，不可模棱两可了事。至于两项学术就应取长补短，不该互相菲薄。 作者认为，“现在北京开经科大学，许欧洲人来游学”，固然是好，但我们不能就此觉得增了许多声价。章氏指出，大凡讲学问、施教育的，不可像卖古玩一样，一时许多客人来看，就贵到非常的贵；一时没有客人来看来，就贱到半文不值。 章氏用雄辩的事实证明了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学问心得的博大精深，得出了“自国的人，该讲自国的学问，施自国的教育”的结论。而对于别国所有、中国所无的学问，在教育一边，本来应该取来补助，断不可说，别国的好学说，“中国古来都现成有的。”要知道凡事不可“弃已所长”，也不可“攘人之善”。弃己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五）“留学的目的和方法” 作者认为，留学的目的应重在“求智”，而不应为“致用”。“求学是要使自己成为有用之才，教育是要他人成有用之才。”这句话原是老生常谈，但细究起来，有几分不对。因为，求学不过开自己的智，施教不过开别人的智；“致用本来不全靠学问，学问也不专为致用。”致用的学问，事过境迁就用不上了，而智慧的发达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在致用上，第一要紧是阅历，第二要紧是勤劳，书本子上的学问，不过帮助一点儿。”哪里有专靠书本帮助的，“学问本来是求智慧。” “求学”和“施教”的目的也不专在修养道德，在教育过程中，作者主张，德、智、体三育应该并重，而学校教育的中心工作是要“向智育一方去”，不必再装门面，“向德育一方去”。他认为，道德主要是由社会熏陶而来，德育应重在“知耻、重厚、耿介、必信。”道德是从感情发生、“不从思想发生”，而学校里面只有开人思想的路，没有开人感情的路，所以，“学校里边，修身的教训，不过是几句腐话，并不能使人感动。” 关于求学的方法，章氏认为，第一，“求智，就应该把迷信打破。”所谓“迷信”不是专指宗教一项，但凡不晓得外国实际、随风逐潮、盲目崇拜外国的就是迷信。如果一味认为外国的就是好的，那是一种愚昧，因为国外的东西未必都好。第二，要先通语言文字，再去研究。作者认为，到国外求学，必须先过语言文字关，因为，“读别国的书，不懂他的文，断不能懂他的义”。第三，“分科学习”、“直接受来”。他认为，日本人学习中国学问，一向是从中国学者亲受，而不学中国语言文字，也不知分科去求，所以做了一千多年的大梦，至今没有醒悟。所以，他告诫我国学生在向外国学习时不要重蹈覆辙。第四，“得了前人已成的学问，不可将就歇手。”作者认为，知识是无止境的，继承了前人已成的学问，不仅要有自己的心得，还要不断温故知新，才能比前人进步。第五，“书籍不过是学问的一项，真求学的，还要靠书籍以外的经验；学校不过是教育的一部，真施教的还要靠学校以外的灌输。”作者认为，学校仿佛是个池塘，专靠池塘，水总不免要干，必须外边有长江大河，辗转灌输，池塘才可永久不涸。 章炳麟一生在从事政治活动的同时，又积极从事教育活动。时教育和教学改革提出了不少精辟的意见和建议。他常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作为教材内容，“时以民族大义训迪诸生”。鼓吹反清革命，他既讲文字训诂又讲中国历史，以激发留日学生的爱国热情，带动了邹容、章士钊等大批激进的爱国青年，鲁迅、钱玄同等都曾受业于他。他主张“保存国故、振兴学艺”，提倡平民普及教育。他在阐扬国故复兴国学的同时也宣传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他一度倡导“尊孔读经”，但极力反对奉孔子为“教主”，反对将经书作为修身教科书。他主张“教育的根本当从自国自心发出来”，提出了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基本原则：凡事不可弃己所长，亦不可攘人之善。这些观点至今都有不可磨灭的现实意义。 正如吴齐仁在本书序言中所说，《太炎教育谈》所收章氏教育论文“篇数虽少”，但“差不多把求中国学问的门径与修身立世之道，网罗无遗，读之既增知识，又可培养道德。”章氏主张德、智、体三育并举，同时又强调学校教育当以“求智”为中心任务，在德育上要着重培养学生的感情；他还论述了书本知识和实践经验、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的辩证关系，提出了求学的基本原则、方法、途径，对我们今天的学习及教育、教学改革仍有重要参考价值。（刘立德 袁战国）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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