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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廷光，别号炳之，1950年后只用号名。1896年生，江西吉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育学、外国教育史专家。1916年中学毕业后当小学教员。1918年7月考入南京高等师范教育专修科学习。毕业后先后任教于厦门集美师专、河南第一师范。1925年再赴南京入东南大学进修，同时任教于第一女子师范，并在《教育汇刊》、《教育杂志》、《心理》、《中等教育》、《中华教育界》等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东南大学毕业后，任教于南昌鸿声中学、扬州中学、无锡中学。1928年7月，参加江西省欧美留学考试，录取后被公费派往美国留学。8月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教育研究院，主攻教育史及教育行政。一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主攻比较教育、教育行政，兼及研究教育科学方法。1931年获硕士学位。同年8月从纽约经欧洲回国到达南京，任中央大学副教授，翌年升教授兼教育社会学系主任及该校实验学校(含中、小学)校长。1933年秋，任湖北教育学院院长。1934年末由武汉前往英国学习。先入伦敦大学皇家学院研究教育学，并经常考察英国的学校及其它教育机关。同年8月，代表中国教育学会和中国社会教育社出席在英国牛津召开的第六届世界教育大会。1936年上半年，前往欧洲大陆参观访问，先后到了法、德、意、丹、波，苏等国，对这些国家的教育作了广泛的考察。同年7月从莫斯科经西伯利亚回国。1936年8月，任河南大学教授兼教务长及教育系主任，开设“比较教育”一课。1937年春，正欲应北京大学之聘北上，“七·七”事变发生，未能成行。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在长沙、南岳组成临时大学后，罗廷光从南京前往南岳任教。1938年随校迁往昆明，任教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40年8月，赴江西泰和任中正大学校长兼教务长，在颠沛流离中写成《教育行政》一书。1946年1月，从南昌赴重庆任中央大学教授，后兼师范学院院长。1948年辞去行政职务，专心从教。1948年，被聘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1950年，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罗廷光任教授兼教育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南京师范学院教授兼校务委员会委员，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54年起，专门从事《外国教育史》的教学。1962年任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1984年，南京师范学院改名为南京师范大学，罗廷光继续任教至1986年。 罗廷光从1916年任小学教师起，从教凡63年。其中任大学教师52年，为国家为民族培养了大批人才，为人民的教育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较大贡献。 罗廷光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追求光明，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五·四”运动时，他参加了南京学生和各界群众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并在斗争中接受了进步思想。“五卅”惨案发生后，他在南京参加了声讨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全国解放后，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新中国的师范教育贡献了力量。 罗廷光一直在教育科学领域里艰苦劳动，辛勤耕耘。他主要从事五个方面的研究工作。(1)运用科学方法进行教育研究，建立了教育科学的研究方法体系。(2)将教育科研的成果、方法应用于教育行政和教学法，以提高行政、教学的效能。(3)深入实际，了解各国教育，从比较中吸取精华，供我国教育改革借鉴。(4)针对时弊，宣传师资培训的重要；系统研究我国师范教育的起源和发展，并阐明师范教育的理论和实际。(5)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代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及其规律，结合当前实际，扬长避短，力求古为今用。他的主要著译有：《普通教学法》(1930年)、《教育科学研究大纲》(1932年)、《实验教育》(与王秀南合作，1933年)、《教育概论》(1933年)、《师范教育新论》(1933年)、《教育科学纲要》(1935年)、《比较教育(上、中、下)》(凯德尔著，与韦悫合译，1940年)、《教学通论》(1940年)、《师范教育》(1940年)、《教育行政(上、下)》(1944年)、《最近欧美小学教育概览》(1948年)、《中国近代教育家》(1958年)、《外国教育史(上、下)》(1981年)，其中《比较教育》列入“汉译世界名著”，《教育通论》、《师范教育》、《教育行政》列入“大学用书”。 《教育行政》(1942—1944)，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册出版于1942年，作为“国立中正大学丛书”之一。下册出版于1944年，作为“大学用书”。上册六篇二十二章共334页；下册六篇二十章共411页。按教材体例编排，每章附有思考题。 该书对教育行政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提出了如下见解： 1．关于教育行政及教育行政学的概念。教育行政即是国家对于教育事业的行政，是教育行政人员推进诸般教育设施的功能的行动。国家对教育负起组织、计划、执行、监督、指导的责任，以最经济的手段，最有效的方法去谋实现国家教育宗旨及实施方针，借以完成国家教育的使命。因此，教育行政学的宗旨就是根据本国国情、运用科学方法，就一般问题和制度，或分析、或综合、或演绎、或归纳，推究其利害得失，折衷于至当原理，权衡比较，藉得到圆满的解决与成功。其研究范围包括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学制、经费、视导、督察、师资、人员及各级教育行政机关的组织、衔接等。作者引用了英国教育行政学家鲍尔福(G·Balfour)的话来概括上述内容：“教育行政之目的，无非使合理之学生于合理之情况下，从合理之教师、受合理之教育。” 2．关于教育宗旨与教育政策。教育宗旨受国家性质的制约。如当时意大利的教育宗旨就产生于法西斯主义，德国的教育宗旨则产生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中国的教育宗旨产生于三民主义等。中国过去的教育宗旨之所以难于实施，从宗旨本身看，存在着严重的问题：(1)变更过快。(2)涵义不明确。(3)没有配套的政策。在教育行政管理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问题上，作者认为中央集权的优势在于：(1)有确切的评价标准；(2)有统一的计划；(3)可防止地方政府轻视教育；(4)可统一办学要求；(5)便于非常时期新政策的推行；(6)教育理想、法令等易于贯彻实施。地方分权管理的优点是：(1)有竞争性；(2)适应地方需要；(3)不因中央失误而影响全局；(4)指挥监督便利；(5)易于促进教育学术的发展。上述两者的反面即为各自的弊端所在。在当时抗战的形势下，作者力主教育管理应取中央集权制。在教育是官办还是民办问题上，作者认为应二者折衷。 3．关于学制。学制即学校制度，包括学校及制度两大要素。只有各级各校层次分明，衔接灵便，有条理、有系统，由国家法律规定或政府明令的才能称为学制。学制必须集中体现国家的教育宗旨、国家的需要、国民经济发展的状况，适应学生身心发展的顺序。在当代，学制是一个讨论的热点，总有人对现行学制提出批评，提出改革的设想。但学制事关重大，不应仓促决定，随便更改，必须综合考虑政治、经济、社会、学生等各种因素，借鉴国外的经验教训，总结本同学制改革的历史，动员各方面学者共同研讨，进行确切有效的实验后才能确定。因此，改革学制必须遵循的原则是：(1)切合国情，不能纯粹抄袭。(2)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3)符合单轨精神，但不过分拘泥于单轨形式。(4)各级学校上下衔接，左右旁通，开学或不开学者均有机会造就自己。(5)教育机会均等。(6)适应社会需要与国民经济实力。(7)学校教育与其它各种教育组织保持密切联系。(8)富有弹性，充满活力，防止僵化。 4．关于教育行政组织机构的问题。(1)教育行政区应与普通行政区一致，以便和其它行政部门配合。(2)教育行政机关内部组织应遵循分工均衡，便于合作的原则。在行政机关以外应设立各种专门会议，以广泛吸收各界意见。同时，应设立审计和研究机构，以防止主管长官因独裁，缺乏科学依据而出现决策失误。(3)教育行政组织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①认清教育行政在普通行政上的地位；②各级教育行政机关联系畅通；③中央与地方统一；④充分发挥专家的作用；⑤有采纳民意的机制；⑥分工合作；⑦有学术研究气氛；⑧有基于事实的理想的保持生机。 5．关于教育人员。教育人员包括各级教育行政人员、学校校长、教员等。作者严厉批评了当时教育行政中越是高级职位越没有任职资格审定的现实：官做得越大，越不需要资格认定。多少年来，中国吏治腐败、行政效率低、勾心斗角、互相倾轧、有资格者或不敢问津领导职务，或根本无法插足，教育事业因之受到极大损害。作者对教员待遇低也深为不满。他认为，教员待遇低，既是教育问题又是社会问题，教员待遇问题不解决，吸引和保持优秀教师根本不可能，一切教育事业必难发展。教师的报酬应以下列数项为依据来加以确定：(1)所受训练；(2)教学经验；(3)工作任务；(4)教学成绩；(5)进修费用；(6)地方经济能力；(7)地方生活水平；(8)优异成绩；在解决教师待遇的同时亦应解决教师的进修问题。进修的目的在于灌输新思想、新知识、培养研究兴趣、补足专业训练，增进教学效能。方法上应灵活多样，便于因人而异地选择。 6．关于教育经费。作者认为，当时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最高年份的教育经费也只占国家财政开支5.9％，其余则在3％以下，而当时的英、日、苏等国则占7.7％。解决教育经费应从增加财源、加强经费管理两方面努力。在增加财源方面，主要应整理学款(如学田等)，增辟税源和利用官产荒地，发展公营企业，富帮穷，增厚国民富力等。在加强经费管理方面，首先应重新确定高、中、初等教育经费的比例，克服重高教轻初教的倾向。其次是分清中央、省、市、地方管理教育经费的责任。 7．关于教育视导。教育视导即教育视察及指导。教育视导的目的在于客观了解学校的情况，辅导教师改进教法，发展学生，从事专项研究，统一教育行政等。其功效在于沟通教育机关与学校，推进教育法令政策的贯彻实施，推广普及先进教法，正确评价学校与推动学校发展。教育视导人员必须按德才学识标准严格选拔，在工作中应遵循下列原则：(1)尊重被视导人员的人格并以其利益为前提。(2)和蔼同情，争取被视导人员的合作。(3)发展被视导者的创造、自信、自立的能力和精神。(4)分工合作。(5)以改进教学为主、行政视察为辅。(6)良好的组织和计划。(7)作为一门专业，一种学术。(8)方法应当科学。 8．关于学校行政组织。学校的行政组织因学校类别、规模而异，但应遵循的原则是：(1)简捷实用。(2)有弹性。(3)系统完整。(4)责任明确专一。(5)劳逸均衡。(6)联系灵敏方便。(7)行动灵活。(8)经济、效率。(9)符合学生需要。(10)民主。学校行政的高效率依赖于周密的计划、科学的方法、程序以及足够的办公设备等。 9．关于学校的课程管理。课程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环节，既影响学生的学习，也影响教师的教学水平，校长应予以高度重视，认真研究。(1)尽力使课程“活化”，与教员一道致力于课程效率的提高。(2)充分调动教员的积极性，努力争取社会援助以改进课程。(3)经常研究、分析课程、评价效果。(4)既了解课程本身，又把握学校所在地的社会经济状况。(5)多方搜集地方教材，充实教学内容。在学生的课程安排上应考虑以下原则：①各学科每节课的课时可以长短不一，每节课以10一60分钟为限。②学生感到困难的学科排在一天中的最佳时间内。③需要精力高度集中的课与其它课相互调剂。④可以合作或互有关联的课紧挨着安排，一种科目不可连续排列。⑤自习、运动、娱乐、上课的时间应适当配合，有专人指导。(6)在学生的成绩考核吋，应尽量推行标准化考试。 10．关于学校的训育。校长对学校的训育负有重大责任：选拔优秀教师担任训育工作，制定全校的训育方针，指导教师选择适当的方法，考核评价训育工作，解决师生纠纷等。学校训育的常规、仪式、集会、座谈、劳动、社会活动等常用训练方法，校长应一一精通。奖励与惩罚的适当性是校长的一种基本功。此外，校长应分出精力研究问题儿童的教育、学生自治等重大问题。 11．关于学校环境建设。学校应有足够的建筑面积、设备、器材等，校长应尽量解决好这些问题。在规划建设学校环境时应遵循的原则是：富有变化，符合卫生要求，有利学生身心健康；有艺术、美学韵味；经济、坚固、耐用；安全可靠。 12．关于学校经费管理。学校经费包括开办费、经常费、临时费三类。在管理中，首先要保证教学经费。同时，严格进行预算、决算、强化会计制度。 13．关于学校的科研工作。校长应鼓励教师从事研究、试验、实验，从而既提高教育质量又使教师职业具有新的意义。可成立专门的研究组织，也可采取集会、讲演等形式。在研究中，把历史、观察、实验、测量、统计，个案等方法综合起来加以应用。 综观全书，可以明显看到以下优点： 1．研究全面，见解独到，足资借鉴。该书从出版至今，虽已近半个世纪，但对教育行政领域提出的许多见解仍有现实意义。如学制改革要积极稳妥，集思广益；教育决策中要充分发挥咨询、审议机关的作用以减少失误，教育行政人员的选拔、行政机关的内部建设等都应围绕提高效率进行；严格规定高级制教育行政首长的任职条件；妥善解决教师待遇不断增加教育经费，充分发挥校长在学校工作中的作用，学校管理要向民主化迈进，学校应建设起优美的环境，中小学应进行教育科研究等都是符合现代教育行政发展的要求的，这些问题并未过时。在进行现代教育行政管理，研究吋，重温一下该书的研究成果，会给我们很多启发。 2．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旁征博引，探索规律。该书在每论及一重大问题时，总是悉心探求这一问题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发展轨迹，广泛考察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现状，充分分析其利弊，冷静分析这一问题的现实状态，然后把这三个方面的分析综合起来，使论点立于可靠的基础之上。这种把比较教育的方法应用于教育行政研究的探索，在半个世纪以前是极为可贵的，可以说是为教育行政学的科学化作出了贡献。这样的研究方法、治学方法在今天的教育行政学乃至整个教育科学研究中都应发扬光大。 3．视野开阔、摆脱了就事论事的思维模式，从而体现出创造性、科学性。作者在论及教育宗旨、课程改革等重大问题时，总是把它们放到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背景中去，冷静地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之后才提出怎样在这种背景下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作者往往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并使这些见解具有可行性。 囿于时代的局限，在今天看来，该书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 1．忽略了教育行政的阶级性这一本质特征。教育行政从属于国家行政，作者也承认这一点。但是由于作者对国家的本质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常识，因而在论及教育行政的本质时，没有论及其阶级性这一根本特征，而不认识到这一特征，实际上就没有把握住教育行政的本质。同时，作者对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教育作了一些不客观的论述，这是应予批评的。 2．作者对教育行政学的研究对象把握不十分准确。作为一门学科，其研究对象应是确定的、独特的。但作者显然忽略了教育行政领域里的一些重大问题而又把一些不属于该学科的问题详加论述。如教育立法问题，教育行政机关的内部、外部监督等重要方面没有论及，关于教育功能、课程本质、教师素质等问题却着墨过多，这就形成了与教育学的重复。 3．材料过多，难得要领。作者在论及每一重要问题时，都从英、美、德、意、苏等国谈起，又要追溯中国的历史，这样下来就占了极大篇幅，分析、批判、加工的部分就很少了。这就使读者难以掌握关键的东西。作为教育行政学，引用一些官方文件是必要的，但作者往往引用过多，且不加分析比较，于是，相当的篇幅则成了文件汇编，这不能不说是一缺陷。（陈 卫）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