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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1893—1988)，名焕鼎，字寿铭，早年笔名为寿民、瘦民，祖居广西桂林，后移居北京，蒙古族人。梁漱溟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文化哲学创始人。由于他以宋明理学作为学问根底，并倡导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开拓人类新文化生命的基础，注重弘扬儒家学说乃至重建新儒家学说，故海内外学者奉之为“现代新儒家”。 梁漱溟出于世代官僚的士大夫家庭。年13入北京顺天中学堂。所学科目除国文外还有英文及数理化。在中学求学时期，追求维新派，思考社会改造与人生问题。年18岁，时值辛亥革命爆发，遂放弃升学，到《国民报》当记者。此年加入京津同盟会组织，后热心于“社会主义”。23岁时发表《究元决疑论》，受到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赏识，决定聘请到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但因他职任司法部秘书无法分身。次年入北大任教，至1924年止，共7年。26岁开始东西文化比较研究，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印度哲学概论》一书。次年在北大出版《唯识述义》(第一册)。31岁时辞去北大教职，赴山东试办曹州第六中学高中部。尔后投入国民革命，转而立志于乡村教育运动。1930年在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长，并接办《村治》月刊。在河南村治学院因蒋冯中原大战而停办后，他转入山东，在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任研究部主任。1932年发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本书是他在社会改革方面的代表作之一。迄止抗日战争爆发，他一直在山东邹平与菏泽县搞乡村建设实验。1937年发表《乡村建设理论》(亦名《中国民族之前途》)。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梁漱溟作为社会名流和民主人士的代表，为国共合作奔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中央政府的政治活动，为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委员。1953年，因他在讨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问题时发表不同政见，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批评，此后受到不公正的思想批判。1970年他开始撰写《人心与人生》一书，至1975年完成，1984年由学林出版社出版。1985年，开始创办中国文化书院，并以92岁高龄在“中国文化讲习班”作“中国文化传统”报告。1988年因病逝世，享年95岁。 梁漱溟一生，著述极丰，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究元决疑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论文集》、《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大意》、《乡村建设理论》、《朝话》、《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我的努力与反省》、《东方学术概观》、《梁漱溟教育论文集》等数十种，其中《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他的成名作，《中国文化要义》是其文化哲学的代表作，而《乡村建设理论》则是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他最得意的力作还有《印度哲学概论》及《人心与人生》。山东人民出版社近出版有《梁漱溟全集》。 《乡村建设理论》(1937年)，由邹平乡村书店出版。梁漱溟自称是其“困勉研索的结果”，“这里面的见地和主张，萌芽于民国十一年，大半决定于十五年冬，而成熟于十七年”。从开始酝酿到成书，大凡经历了16年之久。该书出版后，影响很大，当时学者们认为这是中国现代教育界最有创造性的教育理论著作，由此确定了梁漱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地位，成为乡村建设派的主要代表人而饮誉海内外。该书出版后不到两月又再版，1939年又在重庆印刷。其流布之广之久，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绝无仅有的。 《乡村建设理论》(以下简称《理论》)，35万字。全书由甲部认识问题和乙部解决问题两大部分构成。甲部认识问题的主要内容有：一、“乡村建设运动由何而起？”二、“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及其所谓治道者”；三、“旧社会构造在今日崩溃的由来”；四、“崩溃中的中国社会——极严重的文化失调”；五、“中国政治无办法——国家权力建立不起”。乙部解决问题的主体内容包括：“新社会组织构造之建立——乡村组织”、“政治问题的解决”、“经济建设”、“末后我们所可成功的社会”。书后附录有“我们的两大难处”一文。在认识问题部分，主要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和以文化社会学的分析方法，来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性质的，它作为乡村建设理论的依据和乡村教育思想的基础；在解决问题部分，主要阐述乡村建设必须依靠教育手段，通过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现代科学生产及生活知识的灌输，来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和促进农业经济的复苏与振兴，使中国逐步过渡到真正以民为主的现代国家并由农业引渡到工业化。这部书除了它的理论即梁漱溟特有的文化哲学思想被具体应用于中国社会研究外，还在于它以乡村建设实践为基础，充分地总结和提炼了有关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的基本原则，许多论述中富有真知灼见，揭示了中国乡村社会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为当时从事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造的人们提供了认识与解决中国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 《理论》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后，原有社会结构完全被破坏，农业自然经济解体，专制统治丧失基础，国家处于一盘散沙，任人宰割，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中。它既不同于东方日本，亦不同于西方欧美，因为日本与西方已进入资本主义工业化，都市文明处于上升时期，“而中国此刻政治上、经济上都没有路走”，整个社会原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走向崩溃。旧结构破坏，新结构未建立，以致中国处于散漫无组织无自控能力的窘境之中。中国原有状态的破坏，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文化的侵入，导致了中国固有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急剧冲突，因此文化失调是造成中国如此局面的内因。 该书指出：“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么，中国社会可以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所谓伦理本位，即始于家庭亲子血缘关系的伦理关系，涵化了整个社会人际关系，三纲五常成为国家政治和社会道德及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则，因此中国的社会缺乏西方式的团体组织和团体生活，而只有伦理关系网络和情谊生活习俗。若中西比较言之，在社会方面西方重法律，而中国社会秩序得以维持则欹重于礼俗。“近代法律之本在权利，中国礼俗之本则情与义也”。在经济方面，中国家庭是农业自然经济生产、消费、分配的单位。以伦理关系决定财产的分配使用及继承，“在西洋则父子、夫妇异财，其他无论。在西洋自为个人本位的经济；中国亦非社会本位的，乃伦理本位的经济也。”在政治方面，中国“但有君臣间、官民间相互之伦理的义务，而不识国家团体关系。”亲子血缘关系下的宗法政治，亦家庭情谊化，讲忠讲孝。而西洋则个人本位与国家相对峙，故维系社会秩序的乃是超伦理的大团体力量即体现国家权力的法律。所谓职业分立，即：“一、土地自由买卖、人人得而有之；二、遗产均分，而非长子继承之制；三、蒸气机、电机未发明，乃至较大机械亦无之。”这就是说，一方面生产资料分散流动，经常处于再分配状态中，不能形成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和世袭性的剥削阶级，故“无垄断即无阶级”；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长期处于委顿状态，所以始终不能发展到工业社会。正因为工业社会不能形成，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经营生产方式，只有行业不同的职业者，而无两对立的剥削与被剥削的阶级存在，因此这就形成了中国社会职业分立的特殊职业人口构成状态。梁漱溟认为经济结构的特殊性影响和产生了政治结构的特殊性，即中国的国家政权不是垄断在．贵族手里，皇帝是“孤家寡人”，政权在官而不在贵族，知识分子虽因科举入仕为官，成为统治者，但中国始终没有形成统治阶级，因为知识阶层为官是非世袭与非垄断的。所以，中国旧政权从形式上是专制的，但从结构上讲乃是开放自由的，其职官“与西洋中世比较，显然是有职业性而无阶级性”。 梁漱溟认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是交相作用和互相助益的。即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职业分立经济决定伦理本位的社会关系形成与巩固，而伦理关系的形成与巩固，它“消极不使超于阶级对立，即是积极助成职业分立。”在消费上，西方人的钱多用在生产上，在中国则多用于消费上。故西方趋于生产本位，自由竞争，演为资本社会的阶级对立，“中国由伦理相保，趋于消费本位，终不演成阶级。”伦理本位所以大有造于职业分立，使经济上不能形成垄断阶级，所以中国旧社会亦不能形成专制独裁之势。这样，中国社会结构是超稳定的，“只有周期性的一治一乱而无革命”，秩序所赖以维持的不是国家法律，而是“教化、礼俗、自力”。质言之，教化与礼俗之所以作为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治具，主要是由“伦理本位”的社会内在结构决定的。伦理秩序的好坏，直接关系国家政治秩序的稳定与否。因此重建社会伦理秩序是中国起死回生的根本问题。 在《理论》一书中，梁漱溟指出，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封建社会的自身腐朽，中国原有社会结构、文化结构、人际关系等发生了急剧变迁，“这种社会的急遽变迁主要是文化失调引起的。(一)伦理本位的社会被破坏而走向它的反面，一则以对方为重的风俗为个人本位、权利观念所取代；二则由政治的变动，而有法律的改定；三则是忠君之义打消，而团体意识未立，故以团体领袖与众人之间的相互义务代替了忠君之义，而无团体份子之间的相互义务”。(二)职业分立的社会被破坏。它的破坏导致政治上的垄断和专制，教育机会由旧时相对均匀而趋向阶级垄断，士农工商的入仕机会普遍丧失，政权完全操纵在少数剥削阶级的人手里，民众无参政机会，只好靠知识技术和自身劳力来维持生计，出现“一种争夺之局”，旧礼俗、教化完全不起作用。梁漱溟认为，“中国现在是一个社会秩序改造的时期，社会秩序大改造，即可谓之革命。”这里所谓的“革命”，不是指武力推翻现政权，因为他认为暴力革命只能起破坏作用，对于重建社会伦理秩序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没有积极意义的，最多是使政权易手而已。真正的“革命”乃是从根本上重建社会结构。 基于这些认识，梁漱溟指出乡村建设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文化失调，故实系于文化问题之解决。而文化问题解决的方法与途径唯在乡村建设。所谓乡村建设，是以解决文化问题为中心的社会建设，其目的不止在文化本身，而是对社会、政治、经济诸问题的综合解决，是“从乡村开端倪，来创造一个新文化，创造一个新社会制度”。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上以伦理本位为核心，以为伦理与职业、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等是相互作用的，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单从“本位”之外的某一途径着手，而应当从“本位”入手，对整个社会组织构造进行重建，即“要从社会全盘关系作工夫”。因为，中国处于严重的文化失调状态，文化失调则民族文化生命力丧失，然文化生命是决定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根本。在中国这一农业社会里，乡村破坏乃是中国文化之本的动摇，因此社会组织构造的重建要从乡村建设入手，通过教育手段使中国文化之本得以巩固，从而使中国文化复活其自身生命力。 梁漱溟指出：“所谓建设，不是建设旁的，是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即建设新的礼俗。为什么？因为我们过去的社会组织构造，是形著于社会礼俗，而不形著于国家法律，中国的一切一切，都是用一种由社会演成的礼俗，靠此礼俗作为大家所走之路(就是秩序)。我常说：人类的生活必是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又须靠有秩序，没有秩序则社会生活不能进行。……新组织构造，新礼俗，二者是一件东西。”这就是说，建设新社会组织构造或新礼俗，是乡村建设的根本内容与任务。 《理论》在论证乡村建设是中国出路的问题上，它以文化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为思想武器，提出中国现状的改变只有走乡村建设的道路而不是其它的道路。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是发生在中国的内部，帝国主义的入侵只是作为外在异己力量促化这一问题的尖锐化和复杂化，打倒帝国主义，只是短期的表面的问题，它可以通过武力来解决，然而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仍然是如何解决旧文化结构破坏后的新文化建设问题。近代社会发生了变迁，过去的“一治一乱”的治乱方法救不了中国，它需要一种全新的方法来建构一个新的文化结构或新的社会制度。在面临外强包围的国际环境中，中国像苏联那样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通过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旧政权来建立新社会制度的路走不通；像日本那样通过自上而下的革新变法路子也失去了国际国内条件；像美国那样依靠地方自治的方法在中国也不可能。归纳言之，“建立国家权力的条件在中国完全没有，任何形式的国权都建立不起。”中国的问题自有中国的解决办法，“假令中国社会将来开出一个新组织构造的路子来，一定不是从国家定一种制度所能成功的，而是从社会自己试探着走出来的；或者叫做一种教育家的社会运动，或也可说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开出新构造。……中国将来的社会组织构造是礼俗而非法律。” 梁漱溟把乡村建设视为新礼俗建设，即教育家的社会运动或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去开创新构造。“所谓新礼俗是什么？就是中国固有精神与西洋文化的长处二者为具体事实的沟通调和(完全沟通调和成一个事实，事实出现我们叫他新礼俗)，不只是理论上的沟通，而要紧的是从根本上调和沟通成一个事实。此构通调和之点有了，中国问题乃可解决。……当中国精神与西洋长处二者调和的事实有了时，就是一个新社会的实现，也是人类的一个新生活。新社会、新生活、新礼俗、新组织构造，都是一回事，只是名词不同而已。”梁漱溟认为人类文化是共同的，它的共通性决定了中国新礼俗建设要糅合中西文化之长，只有这样才能大有益于中国社会向人类未来社会变迁的必然趋向发展，乃至在吸取中西文化之长之后，可以使中国文化超头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乃至主导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梁漱溟指出：“中国的精神有两点长处：一是伦理，一是人生向上。”新的社会组织应当充分立足于中国精神的长处，“以伦理情谊为本原，以人生向上为目的，成为一种可名之为情谊化的组织或教学化的组织；因其关系是建筑在伦理情谊之上，其作用为教学相长。这样纯粹是一个理性组织，他充分发挥了人类的精神(理性)，充分地容纳了西洋人的长处。西洋人的长处有四点：一是团体组织，——此点矫正了我们的散漫；二是团体中的份子对团体生活为有力的参加，——此点矫正了我们被动的毛病；三是尊重个人，——此点比较增进了以前个人的地位，完成个人的人格；四是财产社会化，——此点增进了社会关系。以上四点是西洋的长处，在我们的这个组织里边完全把它容纳了，毫无缺漏；所以我们说这个组织是以中国固有精神为主而吸收了西洋人的长处。”梁漱溟把社会组织的重建归之为文化精神的重建，并且从人生态度和生活态度来涵定文化，从文化模式的建设来考虑教育问题。在他看来，改变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意欲趋归是教育的重要任务。既然近代中国已步入世界文化大体系，人们必须依靠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从事社会生活，则除了精神(理性)的培养之外，科学知识的传授对于改变人的生活能力与习惯是相当必要的。但是，在他看来生命是主体，知识技能只是为人所用的工具；人生行谊理性是生命价值之所关键，知识的获得是次要的。“有了内心生活的觉醒，则知识的搜求是容易的。”因此，他主张新礼俗的建设，乡村教育的着重点是人生行谊教育，激发人们向上欲求的人生态度，培养他们的团结力和社会责任感，以形成积极健康的人的主体性，然后发达其知识技能。由于这种注重人的理性培养的教育被梁漱溟视为乡村教育的根本，和新礼俗建没的基础，所以梁漱溟在《理论》一书中把新道德伦理的教育放在首要地位，而政治建设和经济建设被轻忽或淡化了。 在《理论》一书中，教育的概念是十分宽泛的，它不是狭义的学校教育，然是作为社会改造的动力与手段，因此它往往可以与中国传统的“教化”一词相替代。所谓教化，乃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文化陶养，主要是指引导人们适应实际生产与生活方式能力的全面训练，即教导人们如何利用人类文化知识成果积极适应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在实际社会的人际关系中如何自觉自立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规范自己的行为，正确地处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团体、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以致形成新的习俗，并通过新习俗的形成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政治制度。这些观点，从根本上没有超越中国儒家的礼教思想和政教合一的政治思想传统。 梁漱溟指出：“中国的经济建设必须从复兴农村入手，从那一段道理上就确定了现在我们的新机构是要从乡村开端倪，从乡村生长苗芽。”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建设的前提条件是解决新组织构造问题，必须把人们组织起来，“这个从头建设的工作，全是教育工作。我们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一点一滴的建设，无非是一点一滴的教育，只有从一点一滴的教育着手，才可以一点一滴的建设”。教育是乡村建设的手段，社会教育必须与乡村建设合流，这是《理论》一书的重要思想。 梁漱溟对古今中外的社会组织形式及其作用，作多方面考察与比较，在坚持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自己来解决的原则下，提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发自民间的自觉组织而又集礼俗与教化为一体的“乡约”，最合乎乡村建设的要求；作为乡村基层组织的乡约，形式上也是土生土长的，范围也适宜，精神上也保持了伦理本位，人生向上、志气提振等原则。但是，由于社会已发生变迁，加上乡约的消极因素也存在，所以必须只能取其乡约大意而加以合理改造与修补。他说：“新的组织，具体的说是什么样子呢？一句话就是：这个新组织即中国古人所谓‘乡约’的补充改造”。更具体说来，就是“乡农学校”。“所谓乡农学校这个东西，是补充改造后的乡约中自然要有的机关，这个机关主要的是讲求进步；而同时我们即以乡农学校来表示乡约，表见我们的组织”，它“把经济放在这种人生中”，形成政治、经济、教育三位一体的特殊结构。乡农学校是乡约实施教育的组织，也是乡约精神体现，其组织结构为校董会、校长、教员、乡民(学生)四个成份。他说：“我们的乡农学校所划的范围，是由一百五六十户至三四百户，在此范围内，先成立校董会。校董会中都是些领袖人物，再从校董中推出一个校长，来主持教育的事情；教员可以从外边去聘请，聘请一个有知识，更明白的人来作教员，学生即本地农民(尤以成年农民为我们的主要学生，也可以说是从成年农民入手，而不止于成年农民，男女老幼皆在学生之列)。只有教员是外来的，其他三项都是本地人。范围如此划定，内容如此配置，则构成一种组织”。但是还不够，还“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这些都是乡村人所没有的)人与他合起来，方解决问题”。这个“四有”之人，就是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也包括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梁漱溟以为知识分子与广大农民结合起来，是实现乡村文化建设和经济、政治建没的重要条件，因为这些人最具有现代社会生活与生产方面的知识，可以成为乡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指导者。这一思想来自梁漱溟关于中国问题解决的动力是现代知识分子的主张，也与当时整个乡村改造运动的普遍认识有关系。梁漱溟说：“乡村问题的解决，第一个要靠乡村主力；第二亦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的方法，新的技术的人与他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上讲，这就是他所说的乡村建设即一种教育家的社会改造运动。事实上梁漱溟在思想理论上更多的是把乡村建设运动看成少数知识分子的新文化启蒙运动，而且这一运动必须与劳动者及劳动者的实际生产与生活联系起来，通过教育“启发他自觉而组织合作社，而形成自治团体”。所以，《理论》一书始终把人的改造和新伦理的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 《理论》一书，从认识和解决中国社会问题入手，系统地阐述了梁漱溟对中国社会改造与乡村教育关系的思想，在理论上是有深度的。他以乡村为中国文化之本的思想，以及通过教育手段来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织结构，培养新伦理，建设新礼俗的思想，一方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儒家以小农自然经济的家庭及亲子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伦理为社会政治基础的思想，持有相当保守的态度，尽管他力图通过文化改造来实现社会的现代改造，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的新知识灌输和新伦理建设，但毕竟没有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忽视了社会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存在，而且也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民的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的贫困、愚昧和落后是由于社会制度造成的，在具体问题的解决上，也没有认识到农民所蕴藏的潜在革命力量，把希望寄托在少数知识分子尤其是教育家身上，使农民没有成为社会主体去参加社会变革，所以《理论》一书更多的是揭示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而轻忽了中国社会革命的普遍性与必然性，最终为一种社会改良的思想主张。 然而，《理论》一书的学术价值是不可否认的。首先，我们必须肯定，《理沦》的乡村建设理论强调文化模式与教育模式的同一性，并从中国文化的特质、人与社会的文化本质问题出发，分析和探讨了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与解救方法，从文化社会学和教育对社会改造的观点阐述了乡村建设的基本原理，为中国文化改造和社会与教育的改造提供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新理论新方法。这对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体系是有参考价值的。其次，《理论》一书认识到中国问题必须从农村问题的解决入手，通过农业社会的改造而引渡到现代工业化的社会，而且必须依靠现代教育手段来开辟社会全面建设的道路，把重建人的主体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作为基础，唤醒民族觉悟，充分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道德力量，在中国处于激烈剧变被人欺侮和宰割的逆境中，使广大乡村自由、散漫、无力、愚昧、贫困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合作社，组织新团体，并通过传统文化的教育形成民族内聚力，振作精神，建设乡村，改造社会，实行民族自救，凡此等等，应当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此外，《理论》一书从乡村建设问题着手深入探讨了中国教育的功能、性质以及特殊性问题，以致形成了一整套有关乡村教育的理沦，它对于中国教育理论的建设和对于当时乡村教育运动是很有学术价值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然不失有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毕 诚） 来源：《中外教育名家名著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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