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炎夏日，暑气逼人。但具有避暑胜地之称的温州雁荡山，却给人们带来了丝丝凉意。伴随这丝丝凉意，“第十一届全国科学哲学学术会议”也于2003年8月18至22日如期而至。正如人们在评价上一届全国科学哲学会议的成功时，认为“十”是圆满的标志一样，此次的“十一”也意味着中国科学哲学事业的新的开端，我们正站在这样一个新的起点。本次会议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浙江大学哲学系、温州大学主办，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北京大学哲学系、山西大学哲学系、武汉大学哲学系、中山大学哲学系、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内蒙古大学哲学系、杭州商学院科学哲学研究所共同协办。 本次会议是自1979年全国科学哲学会议开办以来，规模最大、参会代表最多的一届。历经24年的沧桑，中国的科学哲学事业如日中天，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这次会议共有来自全国各地，包括香港地区的130余名代表参加，提交论文及摘要近140篇。为期三天的会议共举行了六次全体会议，五次分组讨论。意想不到的是，大会主席邱仁宗还介绍了他刚参加的“第12届西班牙国际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的有关情况。他的介绍无疑给本次会议带来了新信息，让全体与会者看到了世界科学哲学事业的发展与动向。同时，邱先生还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好消息：我国的科学哲学界正为申办2007年“国际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而努力。 本次大会涉及科学技术中的哲学问题、社会科学哲学及其他、SSK与科学哲学三方面主题。实际上，本次会议中的不少问题再现了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并预示着科学哲学研究的新走向。 科学哲学核心问题的继承与发展 当今对科学哲学核心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已没有以往那么激烈，科学哲学界呈现出一种继承与发展的新趋势。科学哲学从业者逐渐采用新的方法论，从新的视角关注并研究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次会议上，不少学者重新探讨了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合理性、客观性等问题。所不同的是，他们不再试图用某种普遍性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他们仍然主要是对科学知识进行“理性重构”，但是其重构的重点是科学方法、理论和本体论的历史呈现，而不是证实、说明和理论还原的形式结构。 中国科学院范岱年以“P.A.海兰和诠释学的科学哲学”为题，研究了海兰与诠释学的科学哲学之间的渊源关系。他认为海兰可能是用诠释学研究科学哲学的先行者，并用诠释学的方法对科学哲学的传统问题进行了考察。诠释学的科学哲学否认科学是纯客观、非历史、非文化情境的；反对纯客观主义，唯科学主义，唯技术主义的。这使所有与会者在了解传统诠释学的同时，看到了诠释学的科学哲学对于科学与人文沟通与结合的促进作用。 科学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在本次会议上的论争，已开始突破传统观念。山西大学郭贵春强调，当今科学实在论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不断地分化，已逐步走出形而上学的局限，因而应该运用新的方法论、认识论而进行新的探索。对此，与会者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山大学翟振明明确地表明了他的反实在论立场，并提出了虚拟实在论的观点。中山大学林定夷则认为，我们无法证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合理性，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的论争实际上对科学不起任何作用，主张取消二者的论争。 浙江大学丛杭青和徐献军第一次把"testimony"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西方近二十年来兴起的"testimony"理论是一种对传统认识论进行社会化的理论，它对合理性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思路：由于新手-专家关系是现代知识的本质，所以获取和保持合理性有时候要求不独立思考而是接受他人的"testimony"（陈词）。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朱葆伟从更为广阔的背景出发探讨了合理性的问题。他认为， “合理性”并非简单地就是“合乎理性”，合理性应当是反思的、批判的。更重要的是，它体现在人们对目的、意义及其评价标准的把握乃至确立上，体现在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处理上。在当今社会各个层面凸显出来的合理性已呈现出多样性。 浙江大学哲学系盛晓明介绍了他对客观性问题的新的理解方式。他始终认为在当今的科学论领域中，客观性问题非但没有被削弱、抹煞，反而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从而提出了客观性的三重根：“看”、“说”、“做”，赋予了客观性以新的涵义。三重根是不同时期科学哲学的活动方式以及独特知识通道的分别表现。在不同时期，客观性问题不是为后续的理解方式所解决了，而是被转换了。 香港公开大学周柏乔研究了归纳法的问题，他认为一些典型的支持基础主义、实在论和本质主义的分析哲学遭到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然而，他却力图表明：他的关于归纳法的研究可以免于后现代批判的立场。 可见，当今科学论赋予了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以新的涵义。在科学论的新近进展中，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不拘泥于传统的解读方式，而是在更宽广的领域内获得新发展。 走向具体科学的哲学研究 纵观整个科学哲学界，不难发现，近几年国际上关于科学哲学元问题的争论越来越多，不少人反对科学哲学仅仅停留在逻辑实证主义以来的元方法论上。本次会议同样具有这种趋势。中山大学林定夷指出，高科技研究的多元化是很自然的事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罗嘉昌也持类似观点。他们都主张从事科学哲学的研究要向前走。对于这种观念，不少学者表示赞同，进一步要求放弃普遍的科学哲学，代之以各种具体科学的哲学研究。这既包括对具体科学进展进行哲学分析，也包括考察如何通过社会、文化的过程来描述科学的实际活动方式与科学知识的发生过程。这种试图只对科学进行描述而不是对之进行解释的“非统一性”的方法，已逐渐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就具体的科学哲学研究而言，一方面，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仍然吸引着众多哲学从业者的目光，另一方面，生物学哲学、信息哲学等具体科学哲学的突飞猛进也致使一些哲学从业者把目光转向了更一般的认知科学的科学研究模型。 河南师范大学理论物理所薛晓舟研究了量子真空理论的哲学问题。他认为真空是物质的一种具体形态，量子真空的众多新奇物理性质，可以通过量子真空态的研究而获得。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成素梅考察了在承认量子力学的统计性特征的前提下，如何解决实在论与量子测量的整体性之间的矛盾的问题。 武汉大学哲学系桂起权反思了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他强调，在生物学中，概念的作用上升了，而定律的作用则下降了；生物学所表现出的特异性表明了生物学的定律不再是普遍定律而是弱定律，但也不能由此把科学哲学的普遍原理与生物学的特性对立起来。华南师范大学哲学所李曙华立足于系统论，提出了建构“生成科学”的设想，以“生成元”作为系统科学不同于经典科学的逻辑起点，并将其定义为“未分化的整体”以区别于“原子”。生成论所关注的恰恰是突变问题和具有突变点的演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钢认为相对论、量子论以及后来的非线形科学在上个世纪已将人类理解的水平提高到一个崭新境界。在21世纪，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发展的另一线索，即“意向性科学”的路线，意向性科学的核心概念就是“信息”，由此提出了科学哲学的新范式——信息哲学。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胡新和对认知科学进行了哲学解读。他首先介绍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在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方面的一些重要动态，认为认知科学将继物理科学、生命科学之后，成为科学哲学研究的又一焦点和动力，进而从微观知识论、发生学知识论、人机共生知识论三方面探讨了认知科学的知识观与传统知识论的异同，分析了认知科学的知识模型和若干知识论问题，对认知科学的知识论进行了评价。东华大学郦全民强调了认知计算主义的威力和软肋。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吴彤研究了复杂性科学和语境主义的知识论问题，对复杂性科学思想与知识论的新关联和两者进一步的融合与发展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他的研究表明，复杂性科学对语境问题的关注是当今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中山大学王志康强调了社会系统复杂性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从一般科学哲学的角度看，“非统一性”的诸多论题很明显包含了人们最近所努力实现的一种转向。新兴的生物学哲学、认知科学、信息哲学、复杂性哲学和其它具体科学哲学的进展之所以让人感兴趣，原因在于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发生了转变，不再寻求研究科学的普遍模式。事实上，几乎所有具体科学哲学的研究都具有后实证主义的品格，强调具体科学的细节，强调具体科学在具体情景中的考察方式，拒绝从具体科学的细节中抽象出一般理论。这可谓区别于传统哲学研究方式的实质性转变。具体科学的哲学是近来科学哲学研究的新走向，应受到鼓励和重视。 科学哲学研究视野的拓宽 我们知道，当年卡尔·波普曾表明他对社会科学的态度，认为科学哲学的对象仅仅是传统的自然科学，而把社会科学排除在科学哲学研究的对象之外。诚然，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随着科学事业的发展，我们不能也无法忽略社会科学的哲学研究，而事实上，社会科学已被科学哲学所接纳。就本次会议来说，尽管社会科学是第一次成为科学哲学会议的主要议题，但它的涉及面之广显而易见，涵盖了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学、大众传播学等学科。 波士顿大学哲学系曹天予在题为“社会科学哲学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报告中表明，这个问题首先是一个意识问题。他从本体论、方法论和认识论角度分析了社会科学哲学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概念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强调我们必须高度注重现代化选择性概念的哲学辩护，因为正是这种辩护暗示了中国现代化具体路线的可能性。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曹南燕重读了默顿“科学的规范结构”。她认为，默顿关于科学精神气质（CUDOS）的观点是规范性的，而不是描述性，是制度控制，而不是动机层面约束；如果把CUDOS看作科学的制度规范，那么，它们仍然是当代科学所必须遵循的。她强调，默顿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尤其在我国，强调制度规范任重道远。 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刘晓力指出，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所建构的相对主义纲领试图把信念和话语权力提升为可以证实和证伪科学理论的力量。SSK仍然采取一种理性主义的辩护策略来说明自己的相对主义社会建构论的合理性。武汉大学哲学系孙思试图批判SSK的相对主义知识观，并对科学哲学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反思和辩护。她主张从多视角对科学知识进行研究，认为科学哲学的形象是科学的，而非人文主义的。SSK和科学哲学并非是两个对立的、互相竞争的研究纲领。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金吾伦指出了原始性创新在科学哲学中扮演的角色。他认为原始性创新能力已成为决定国家间科技乃至经济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条件。针对怎样才能实现原始创新，要实现这样的创新，我们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等问题，他解释了原始创新概念、创新思维的实质、怎样增强创新能力这三方面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孟建伟考察了文化学与科学哲学的融合，认为从科学哲学到科学文化哲学是新世纪科学哲学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方向。这也就从根本上改变了科学哲学的狭隘定位，大大拓宽了科学哲学的研究视野。 浙江大学哲学系黄华新探讨了科学传播与公众科学素养的关系，侧重分析了传统的公众理解科学模式（即PUS模式）与90年代以来国外新提出的知识、态度、行为整合的KAP模式的主要差异，认为后者更能反映现代传播中科学与公众的双向互动关系，更能显示科学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属性，更适合测量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在内的公众综合科学素养。 科学哲学研究视野的拓宽，必将给科学哲学界带来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科学论的新近发展要求当今的科学哲学涵盖社会科学在内的各种具体科学的哲学研究，这预示着科学哲学内涵与界限的变化，从而为科学哲学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就我国的现状来说，关于社会科学的哲学研究刚刚起步，还没有得到深入具体的研究。与国外相比，社会科学的哲学问题、社会实在、制度性实在等问题的研究相对还比较落后，有待于我国科学哲学界进一步的探讨。 跨学科的科学哲学 有些学者认为，当科学哲学研究视野拓宽后，科学哲学的研究会非常混杂，从而对此研究前景表示担忧。然而，本次会议以事实消除了这种担忧，突出了科学哲学研究的新走向和新前景：就科学哲学的思想核心而言，它不再主张或者寻求正统的元方法，而是涉及许多交叉学科并接纳各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哲学上的差异通常在选择学科合作伙伴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概念澄清和对辩护的评价在哲学中的传统地位将持续下去，但是它们将更紧密地参与具体学科或子学科的科学研究工作。哲学对科学的总体关注仍然非常重要，但是这样的科学哲学研究必须关注或者主动参与诸如生物学、认知科学、社会科学、文化学等其它研究科学的学科；运用跨学科的多种不同方法，从丰富性和复杂性方面来理解科学共同的任务。这样，一种崭新的、跨学科的科学哲学就可能由此出现。这种科学哲学改变了自己原有的描述方式，而呈现出开放性。 本次会议从筹备到最后的圆满闭幕得到了各个单位和与会者的大力支持。在大会闭幕式上，会议学术委员会主席胡新和做了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代表科学哲学委员会对会议作了总体评价，认为本届会议是成功的大会，盛况空前的大会，意味着科学哲学事业在中国新的开始，并对大会率先采用的网络技术、信息会务的办会方式表示认同。他介绍并重申了科学哲学历次会议以来的思想活跃、讲求论证、分析说理、自由论辩的学术传统，各家高校和科研机构共同参与、合作办会的协办传统，和正在形成的贴近自然、激发创造性的灵感、激情和活力的新传统，希望这种传统能通过学术会议在年青人中得以传承，提出了科学哲学的学科发展方向和建立资料中心、开展博士点教学研讨、开办论坛等措施，并通报了科学哲学专业委员会的增选情况和下届会议设想。最后，胡新和再一次代表全体与会者向大会主办单位表示衷心感谢。 本次会议虽然结束了，但所有从事科学哲学事业的同仁都共同期待着下一次的聚会，更由此把目光聚集在2007年“国际逻辑、方法论与科学哲学大会”上，希望能在自己的国家把我国的科学哲学事业推向世界。相信到那时，科学哲学一定是更具开放性的学科，科学哲学事业也一定会呈现出跨学科、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本文将刊登于《自然辩证法通讯》2003年第五期） 作者简介： 黄华新 （1959—）浙江慈溪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科学逻辑与方法论。 胡 娟 （1980—）贵州贵阳人，浙江大学科技与社会发展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