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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代学者所认定的稷下先生，不过是在那一时代不同时间段里在齐国逗留过的一些三四流学者。严格来说，他们之中并没有纯粹的思想家，也没有人把做学者、做思想家当作一回事。对于这些学者，单独研究其思想或许有必要，但是，若把他们归入一个学派来看待，则有画蛇添足之嫌。所谓稷下学宫也好，稷下学派也罢，或者是出于汉代学者的美好愿望，或者是齐国君主曾有过的奢望，或者是齐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政治败笔。 关键词：稷下学派稷下学宫考疑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根据流行已久的观点，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学术运动堪与战国中晚期发生在“稷下学宫”的学术活动相媲美，也没有任何一个学术流派能与“稷下学派”相提并论。但是，也没有一种学术现象或学术存在竟像“稷下学派”一样，其出现和存在的根据是那样地简单和薄弱，而其真实性和确实性却从来没有受到丝毫的再思考，遑论置疑性的考辨。本文则试图在这方面稍作探究，以期加深或确定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认识。 一、问题缘起 始于春秋晚期思想界的“百家争鸣”，到战国时代愈加炽烈，而在战国中晚期更是其发展的最高潮。从学术史角度观之，所谓各“家”各“派”当然是后人为了解和研究的方便而作的划分，如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及刘歆《七略》、班固《汉艺》等。但不论是司马谈的“六家”，还是刘歆和班固的更多划分，都得到了先秦文献的明确支持。可是，对于稷下之学辉煌景象的描述，最早却出现于西汉前期中段，即汉武帝时代司马迁《史记》之中。不仅在战国典籍中未有提及稷下学派者，即使在西汉早期典籍中也看不到相关记载。至于“稷下学宫”或“稷下学派”的用词，则是近现代人的发明。 一般认为，稷下学宫始建于战国中期齐桓公田午（公元前375年~357年在位）时期，兴盛于齐宣王（公元前320年~302年在位）时期，衰亡于齐王建（公元前264年~221年在位）时期，历时150多年。根据后世研究者的意见，在这150多年中，当时天下著名学者都曾莅临位于齐国都城临淄的稷下学宫，或作长期学术研究、参政谘政，或作短期逗留、以文会友，近到鲁国孟子，远到赵国荀子，甚至楚国屈原，均曾显耀于此。完全可以说，这一时代的学者，如果不能到稷下学宫一游，则其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便无从谈起；而稷下学宫之所以扬名天下，成为度量天下学人是否有资格称为学者的，也是因为有太多的著名学者辐辏于此。但是，令人困惑的是，被认为凡是在那个时代到过此地并因为在此处的成就而闻名天下的学者，在其著述中，多至十几万言的巨著，少到几千言的精文，却从不提及“稷下学宫”四字，更不曾炫耀作者们自己在稷下学宫的这段一生中不可或缺的学术或政治经历。 这究竟是为什么？ 二、“稷”、“稷门”考疑 “稷”字由来尚矣，甲骨文即用为地名。“稷”字从禾、从鬼，会意谷神之义。“稷”与“禝”古本一字，畟为鬼之繁文。在殷商时代，“稷”为周人主要农作物，故周人祭祀主要用稷。在先秦文献和出土战国器物中常有“社稷”并举之词，“社”为土地之主，“稷”用《说文解字》的说法是“五谷之长”。“社稷”并举，或指祭祀国家神主之场所，或指国家政权。周人植稷历史悠久，至其始祖亦称“稷”，即后稷。《论语·宪问篇》认为“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说明周人始祖“稷”对稷的种植、改进、推广有过特殊贡献，或者做过“稷”官，主管种植。总之，“稷”在周人社会中逐渐拥有特殊地位，成为专有名词，也成为命名各地重要地名的首选之一。以《左传》为例，“稷”字相当频繁，或用于人名、地名，或用于社稷宗庙和祭祀后稷等。 《左传》中有许多国家，如晋国、楚国、宋国、鲁国和齐国等，都有地名曰“稷”者。《左传·昭公十年》载齐国大家族之乱时称：“五月庚辰，战于稷。”杜预《注》谓此“稷”为“祀后稷之处”，也有释家认为即是齐国临淄的稷门。《左传·昭公二十二年》：“莒子如齐莅盟，盟于稷门之外。”此稷门当在临淄，但说家或以为临淄之西门，或以为南门。不过，“稷门”之称不独齐国有之，在《左传》中，鲁国亦有“稷门”，如《定公五年》：“己丑，盟桓子于稷门之内。”释家认为是指鲁国都城曲阜正南之门。 “稷”和“稷门”虽属专有名词，但在先秦典籍中并没有与这一时期的学术活动有什么联系。甚至在积极主张“稷下学士”或“稷下先生”的司马迁《史记》中，也从未提及“稷门”二字。把“稷门”与“稷下”联系起来的是司马迁以后的学者。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索隐》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齐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其下。”《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趾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出，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 《史记·孟荀列传·索引》：“稷下，齐之城门也。或云稷下，山名。谓齐之学士集于稷门之下。” 《太平寰宇记》卷十八引《别录》：“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又莒子如齐，盟于稷门。又《史记》云：谈说之士，会于稷下。皆此地也。” 综上所述，齐国都城有“稷门”当为确说。但究竟为何称之为“稷门”，“稷门”之所在地为何处？则众说不一。一座寻常的城门之名，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说法，原因并不复杂。一则因为时代渺远，事情本身就不易说明；再则各家都要为司马迁《史记》“稷下”做解释，只能拿最近乎“稷下”的“稷门”来加以叙说。 三、“稷下”考疑 最早出现“稷下”二字的是现存《韩非子》。《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兒说，宋人，善辩者也。持‘白马非马’也，服齐稷下之辩者。乘白马而过关，则顾白马之赋。”遍阅近现代支持稷下学派之论，似无有提及这段记载者。也许因为司马迁《史记》的说法太有权威性，以至于支持者无庸其他的证据支持；也许因为《韩非子》的这段记载不太可靠，不能说明太多问题。事实上，后者的看法是比较靠得住的。 首先，就《韩非子》这本书而言，虽然现存篇数与班固《汉艺》所说55篇相同，但有太多事实证明，汉代以来杂凑于该书中的篇章很多，而程度严重者尤以《内外储说》诸篇为甚。这是因为，《内外储说》诸篇是“连珠”体例，采取“经”与“说”相呼应的形式，与《韩非子》中犀利的政论文的文体不同。特别是“说”的部分，很容易掺入不相干的奇闻异说。其次，按照《内外储说》体例，“经”言某一道理，“说”以历史掌故证之。“经”在阐述道理时，总要提示所需印证的事件和人物，而“说”则详细说明这一事件的过程和人物的行事。兒说折服“齐稷下之辩者”这一段出现在《外储说左上》的“说二”，是对于“经二”的解说。与之相对应的“经二”说：“人主之听言也，不以功用为的，则说者多‘棘刺’、‘白马’之说。”文中并未说明持有“白马之说”的主人公是谁，这并不符合《内外储说》体例，并为异说的插入留下了空间。可以说，《韩非子》中的《内外储说》诸篇，附着了太多的汉代以来的异闻奇说。 再说《外储说左上》这段记载的内容。众所周知，以“白马非马”之说闻名当时的是名家著名思想家、赵国人公孙龙子，世传其所著《公孙龙子》中的《迹府》、《白马论》两篇，专说“白马非马”。《初学记》引刘向《别录》曰：“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度关。”《白贴》引桓谭《新论》曰：“公孙龙常争论曰‘白马非马’，人不能屈。后乘白马，无符传，欲出关，关吏不听。此虚言难以夺实也。”可见，在汉代，公孙龙子“白马过关”的传说已经很普遍，有好事者以兒说代之，徒增歧议而已。更有人把此类附会故事掺杂进《外储说左上》，也是很有可能的。 另外，有关兒说之记载，《吕氏春秋·君守》谓“兒说之弟子”云云，仅言其有弟子，未言其本人思想如何。而其弟子之行事言论，亦与“白马”之论无关。《淮南子·人间训》高诱《注》称兒说为“宋大夫”。按理说，宋国的政府高官不至于弄出“白马过关”的滑稽剧。总之，关于兒说，史籍之记载不仅很少，而且多有矛盾，使人有理由怀疑《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关于兒说“服齐稷下之辩者”的说法并非韩非子本人所说，其可靠信是很可怀疑的。 严格说来，大倡“稷下”者，司马迁是其第一人，《史记》则是其第一书。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第。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齐宣王乃好大喜功之主，选择他来欣赏和招待游说之士，当属颇俱慧眼。司马迁所列“稷下先生”的两处说法基本一致，但“稷下先生”与“稷下学士”看上去是两种人和两样待遇。稷下先生有76人，受赐豪宅，享有上大夫待遇；稷下学士则是普通学者，或者追随稷下先生，或者享受集体生活待遇，人数有“数百千人”。但是，这两处记载中也有不一致或缺乏进一步说明的地方。如“齐王”之称，并没有具体指明是哪位齐王？或者是说时的若干齐王？而“上大夫”与“列大夫”称号是相同还是不同？这些不明确之处，无论是司马迁的有意或无意，还是《史记》的疏忽或造作，都为后人演绎稷下学派留下了足够空间。 在战国时代，齐国是东方第一大国，都城临淄是一流的大城市。尽管如此，仍然有必要提出一些相关疑问。首先，这76位享受上大夫待遇的稷下先生与过着集体生活的百千稷下学士是同时聚集在临淄，还是先后莅齐的总数？齐国的什么样的政府机构负责接待，负责他们的衣食住行？更重要的是，齐宣王于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02年在位，不足20年。就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黩武的齐宣王几乎每年都会发动战争，却在同时给76位士人以上大夫的生活待遇，还要招待成群结队的普通士人。很显然，以一个诸侯国的实力，是无论如何也难以做到的。与此同时，齐宣王还得听取这些先生和学士们的政治主张和施政建议，否则稷下之学就会有名无实。那么，齐宣王本人能有这份精力和时间吗？回答也应该是否定的。 《史记》明言“稷下”者只是上述两处，但其影响所及，却大大超乎人们的想像。司马迁之后，受到汉代以来黄老之学的影响，以及士人与当政者种种复杂关系的促动，关于稷下学派的说法纷纷扰扰，竟相发明，而且其详尽程度远胜于《史记》，大有所谓“层累”的效应。除了上文引述的汉晋以来学者们以“稷门”附会《史记》“稷下”的文字之外，直接描述“稷下”学术的尚有： 《水经注·淄水》：系水傍城北，流逕阳门西，水次有故封处，所谓齐之稷下也。当战国之时，以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邹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论议。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十人。 刘向《新序·杂事二》：齐有稷下先生，喜议政事。邹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忌，以谓设以辞，邹忌不能及。乃相与俱往见邹忌。 桓宽《盐铁论·论儒》：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及湣王……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接）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 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 以上引述有三个特点。第一是重复，即重述《史记》的看法，认为确有稷下之学和“稷生先生”等。二是增添，即依据个人推断，为稷下之学增加新内容，如《水经注》确定“稷下”之“故封处”。三是歧议，即不同于《史记》的说法，如《史记》谓“稷下先生”76人，《新序》谓72人；《史记》称“稷下之学士”有“数百千人”，《水经注》则称“稷下学士”为“数百十人”；另外，桓宽把“稷下先生”统称为“诸儒”，而孟子游齐并不在齐桓公之时。这就说明，一方面，后世学者很想弥补司马迁关于稷下学术之说法的不合情理之处；另一方面，由于稷下学术本身缺乏必要依据，后人的论断不免具有随意性，甚至不惜与司马迁的说法相抵触。 四、“稷下之宫”考疑 在对司马迁《史记》所言稷下学术的“累层”描述中，关于“稷下之宫”，后世称为“稷下学宫”的描述最为生动。《史记》只说齐宣王赐给“稷下先生”以“列第”，并没有详细说明这些豪华住所在什么地方、规模怎样、如何管理。但在《史记》相应注释中，后人却增加了详细说法。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集解》：又虞喜曰：“齐有稷山，立馆其下以待游士。” 《水经注·淄水》：“刘向《别录》以稷为齐城门名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门下，故曰稷下也。《郑志》曰：张逸问《书赞》云：‘我先师棘下生，何时人？’郑玄答云：‘齐田氏时，善学者所会处也。’” 徐幹《中论·亡国篇》：“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 很显然，为了附会《史记》的“稷下”之说，后世学者先是把“稷下”与“稷门”或“稷山”联系起来，然后又说这些谈说之士定期在“稷门”之下会谈或辩说，接着又说在“稷门”之下“立馆”或“宫”，逐步把一件不确定的事件描述得有鼻子有眼。到了近现代，更有学者索性以“稷下学宫”为称，以“稷下学派”为说。而实际上呢？从最初的“稷下先生”和“列第”，到最终的“稷下学派”和“稷下学宫”，是经过了好多次无缘无故的跳跃和想象才实现的。 随着近现代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从20世纪末期以来有关战国时期学术史方面的考古学成就不断涌现，人们都希望在齐国临淄地方的考古发现中找到“稷下学宫”遗址，以彻底断定“稷下学宫”的存在。但可惜的是，迄今为止，这样的考古发现尚未到来。事实上，无论是以齐国的经济能力来说，还是以政治必要性和行政管理的可行性来说，在当时要建造一个能够容纳“数百千”人的“馆”或“宫”，都是有相当难度的，也是不太可能的。即使是让这“数百千”人聚集在一个地方聆听演讲或相互辩说，以当时的技术条件，也是超乎想像的。更不用说，在《史记》最初的描述中并没有提及类似“学宫”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所谓“稷下学宫”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机构？是属于教育系统呢？还是属于宣传或政教系统呢？如果属于教育系统，又是如何与传统教育相衔接？或者是否与传统教育完全不同？如果属于宣传或政教系统，又是属于政府的哪个系统？由政府的哪个部门加以管理？诸如此类的重要环节，对于后世及当代崇信稷下学派的研究者来说似乎都没有成为过问题。 五、“稷下”之“祭酒”考疑 在司马迁认定的稷下之学中，“祭酒”这一名词的说法及其确定性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史记·孟荀列传》： 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对于荀子在稷下“三为祭洒”的说法，《索引》的解释是：“礼，食必祭先，饮酒亦然，必以席中之尊者一人当祭耳，后因以为官名，故吴王濞为刘氏祭酒是也。而卿三为祭酒者，谓荀卿出入前后三度列大夫康庄之位，而皆为其所尊，故云‘三为祭酒’也。”然而，遍览先秦典籍，特别是战国诸子著作，并没有看到与上引《史记》用法相当的“祭酒”一词。观《索引》之义，“祭酒”应与某种礼仪有关，但在《周礼》中并无此词，《礼记·乡饮酒义》谓：“祭荐，祭酒，敬礼也。”而在《仪礼》中，作为专门用语的“祭酒”一词共出现50多次，但其用法均与《礼记》略同，指是的某种礼节或某项礼仪中的一个环节，并没有把“祭酒”视为尊号或职务。 根据现有记载，以“祭酒”为荣誉称号或尊号者，最早见于汉代典籍。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集解》引应劭之语曰：“礼‘饮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称祭酒，尊也。” 《汉书·伍被传》：“吴王赐号为刘氏祭酒。”应劭曰：“礼，饮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称祭酒，尊之也。”如淳曰：“祭祠时唯尊长者以酒沃酹。”师古曰：“如说是也。” 《汉书·苏建传附子武传》又谓：“以武著节老臣，令朝朔望，号称祭酒。”师古《注》曰：“加祭酒之号，所以示优尊也。祭酒，已解在《伍被传》。” 这就说明，在西汉中前期，不论是吴王刘濞的“刘氏祭酒”，还是苏武号称的“祭酒”，显然只是一种尊号，并没有成为固定官职，并且“祭酒”这个尊号尚未进入学界和学官。《后汉书·百官志二》注释谓：“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长者也。古礼，宾客得主人馔，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于地，旧说以为示有先。”根据这样的观念，到西汉末期，“祭酒”又被逐渐定型为一种官职，并且主要使用在学界，如《汉书·龚舍传》：“明年，莽遣使者即拜胜为讲学祭酒。”《汉书·王莽传》：“又置师友祭酒及侍中、谏议、《六经》祭酒各一人，秩上卿。”东汉以后，“祭酒”一职逐渐从学界演化到政界，前者如《六经》祭酒、《尚书》祭酒、文学祭酒等，后者如司徒祭酒、京兆祭酒、军谋祭酒等。东汉以降，“祭酒”用于官职者愈多，如丞相祭酒、将军祭酒、镇东将军祭酒等，同时，用于学界的官名也越来越多，如儒林祭酒、校书祭酒、经学祭酒、史学祭酒等。 综上所述，在荀子时代，或者根本就没有“祭酒”的说法，或者“祭酒”只是“周礼”所述一项礼仪或某项礼仪中的一个环节，而与某个团体的领袖或某种学术活动的带头人是毫不相干的。《孟荀列传》称荀子为“稷下”之“祭酒”，不过是司马迁袭用西汉前期的流行叫法，意欲说明荀子是稷下之学中最重要的人物或学术带头人、学术活动主持者。这就说明，在司马迁为荀子写传记时，如果他能确知荀子在稷下作“稷下先生”首领时的确切称号，就不应该使用他那个时代习用的尊号，因为这种不严谨的做法容易产生歧义。进而言之，用一个时代未曾有过的词语或说法描述这个时代的事情，而不是用这个时代的标准词语来描述，一方面说明描述者对于他所要描述的对象缺乏详尽了解，另一方面说明被描述的事物本身是不清晰的甚至是不存在的。 六、荀子“三为祭酒”、孟子游“稷下”考疑 《史记》所认定的荀子在稷下“三为祭酒”最为后人称道，被认为是稷下学派曾经存在和辉煌过的最有力证据之一，但事实上却是最有疑点的说法。既然“祭酒”的说法在先秦时代并不存在于学界之中，也不是这个时代的官职，那么，司马迁“荀卿三为祭酒”的说法就值得深思和考疑。详《史记》之说，是认为荀子居“稷下”时，正赶上“稷下”学宫在战国后期的复兴，但因为以田骈为首的稷下先生的先辈人物已经去世，就使得荀子“最为老师”，学问最好，威望最高。齐襄王为复兴稷下之学，决定增补“列大夫”的空缺，这当然少不了荀子，并因此而“三为祭酒”。 那么，这个“三为祭酒”之“三”，是确切的三次？还是多次？“三为”之“为”，是说主持“祭酒”仪式呢？还是得到“祭酒”尊号？亦或是担任“祭酒”职务？后世学者多半选择最后一种说法。如若然，“三为祭酒”是说在三次或多次活动中担任“祭酒”？还是在三个或多个较长的时间内担任“稷下之宫”领袖人物？后世只是泛泛地认为“三为祭酒”证明荀子在“稷下之宫”的崇高地位，但为什么会是这样，则少有考量。 更为重要的是，在《荀子》中并未出现“稷下”这个词，更没有出现过“稷下先生”、“稷下之学”和“祭酒”等相关说法。如果荀子果真在稷下这样一个人才济济、影响广远的思想学派担任领袖人物，并且适逢稷下之学的复兴时代，而《荀子》对此事却只字不提，这的确是让人难以接受的。《荀子》毕竟是先秦时代和早期儒家学派中大部头的著作之一，甚至被认为是先秦思想的总结，那么，对于汉代部分学者推崇的那么重要的“稷下”学派，它竟然没有从学派的角度去论述，没有从领袖人物的角度来阐述，这难道还不足以让人对这一学派的存在产生疑窦吗？《荀子》虽然不是荀子的传记，但它对于荀子一生行迹多有叙说，对于荀子在齐国的活动，以及与齐国君臣的对话也多有记载。可是，对于荀子在齐国获得的堪称是其一生中最高世俗成就的“老师”地位和“祭酒”职务却只字不提，这未免让人难以置信。 至于孟子与稷下学派的关系，最早见于《盐铁论·论儒》： 御史曰：“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文学曰：“齐威、宣之时，……诸儒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 御史此论，乃将孟轲、淳于髡均列为儒者，稷下先生亦为儒生，目的是论证儒者无益于治国。同时，作为儒者的“文学”也认为“稷下先生”都是儒生，不以黄老之徒目之。盖彼时对稷下人物的说法随心所欲，一至于斯。其后，徐幹《中论·亡国篇》曰：“齐桓公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宠之。自孟轲之徒，皆游于齐。”只是说孟子在齐国游仕或游学，并没有直接指证孟子就是“稷下先生”。这就说明，类似的说法只是一种揣测，而徐幹身为东汉时人，当然拿不出更有力的证据。当司马迁所说的稷下之学在齐威、宣之世至盛时，孟子恰好游仕于齐，且《孟子》亦有孟子与淳于髡相往还的记载。一些汉代学者根据这种时间上的重合，就将孟子视为“稷下先生”。这其中有多少事实的成份，有多少后人想当然的成份，显然需要深入研究。 孟子自认为负有扩大儒家影响、让儒家思想占领主流思潮的责任，所以，对于自己在思想上的重大建树，都在由他亲自审定的《孟子》中表现了出来。比如说，对于自己的思想来源，孟子明知无法与孔子及其传人直接挂上钩，却还是利用推崇曾子和子思的做法，暗示他的思想有着悠远和过硬的根据。如果真的像稷下学派的拥护者所说，孟子适逢稷下学派高峰时期，他本人还参与其中，这对于扩大儒学和孟子之学的影响力正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但是，我们在《孟子》中却并没有看到丝毫有关稷下学派的踪迹，更没有孟子参与稷下之学，这不能不说是个巨大的遗憾。 更重要的是，稷下学派的始作俑者《史记》并没有道出孟子与稷下学术的关系。这就说明：一、因为汉代学者推出稷下学派的目的是为了某种学术或政治目的，所以，对于稷下人物便各执己说，随意下结论；二、司马迁推尚“稷下”，目的是抑制和贬低儒家在先秦时代的思想影响，当然不可能让孟子这样的“纯儒”与“稷下先生”发生关系；至于荀子，在汉代学者看来并非纯粹儒生，这才说他在稷下“三为祭酒”。 七、“稷下先生”考疑 稷下之学的历史确定性，亦有赖于司马迁笔下“稷下先生”的确定性和真实性。《史记》虽称“稷下先生”有76人，“稷下学士”更有“数百千人”之众，但《孟荀列传》只提及“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田骈、驺奭之徒”，《田敬仲完世家》则称“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也就是说，除了荀子，《史记》能确认的“稷下先生”还有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田骈、接予和邹奭，共8人。其他“稷下先生”只见诸汉代以来的其他记载。如《盐铁论·论儒》：“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索隐》引《鲁仲连子》云：“齐辩士田巴，议稷下。有鲁仲连，往请田巴。”《汉书·艺文志》：“《尹文子》一篇。说齐宣王。先公孙龙。师古曰：‘刘向云与宋钘俱游稷下。’”据此，尹文子、宋钘、田巴、鲁仲连等人，亦可勉强称之为“稷下先生”。总之，司马迁所云数量巨大的稷下学者中，其名姓传于后世者仅12人。还有个别学者，因为在战国中后期游历齐国，就都被近现代研究者定为“稷下先生”，这显然就更加勉强了。平心而论，对于备受渲染的一个足以左右天下思想形势的庞大学派来说，这样的数量是让人深感惊讶的。 “稷下先生”在“质量”方面之逊色同样让人惊诧。据《史记》记载，“稷下先生”“各著书言治乱之事”，都有著作问世，但流传于后世却寥寥无几。《汉书·艺文志》只记载有荀子的《孙卿子》33篇、田骈的《田子》25篇、邹衍的《邹子》49篇和《邹子终始》56篇、邹奭的《邹奭子》12篇、慎到的《慎子》42篇、尹文子的《尹文子》1篇、鲁仲连的《鲁仲连子》14篇，其余有名姓传于后世的4位“稷下先生”并无传世之作。即使是上述流传后世的作品，除荀子的著作之外，其他7位的著作，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或者是后人的托名之作，或者是后人辑集的作品，而其著作的内容也相对肤浅。这就告诉我们，若干“稷下先生”的著作之所以少见或佚失，证明他们个人成就的影响力、他们著作的深度和传承性，都是相当有限的。汉代学者对稷下学派表现出了过度热情，但他们并没有拿出直接证据，如稷下人物的可靠作品，并对之进行像样的整理，从而证明这一学派的存在和价值，而不应该使仅存的几种还一直受人怀疑。但是，汉代学者用力最多的却是把稷下人物轶事的传来传去、添枝加叶而已。 在战国时代，一流的思想家，无论从典籍的记载或后世的研究来看，他们的生平和思想基本上是清晰可辨的。可是，被汉代以来学者们极力推崇的稷下学者的情形却恰恰相反，这同样与一个空前绝后的学术派别的影响力是不相当的。见于《史记》的，荀子的材料最多，也相对完整。其他“稷下先生”，则自战国末期以来，不仅史料稀少，且各种记载之间的相互矛盾之处远胜于同时期其他学者的情形。他们中的每一个人，从名姓到里藉，从生卒年到活动年代，从相互交往到与同时代具有确切纪年的其他重要人物的往还，不仅记载模糊、时有缺失，而且仅有的一些记载之间往往都有相当大的出入。虽然不能据此就说他们都是些子虚乌有式的人物，但如果说他们是当时的一些相对次要的人物，则并不过分。所以，这些人是否有实力形成一个影响一个半世纪的学派，或者说他们的事迹和成就能否称作是一个学派的行为，都是成问题的。事实上，汉代学者拼凑的稷下人物，由于在当时影响力有限，传世的先秦典籍很少正面记载他们的事迹和思想，并且每当提及他们时，多半作为反面典型或奇闻趣事来对待。所以，到了汉代，对稷下学派情有独钟的学者们就根据自己的需要，结合传世典籍中一鳞半爪的记载，开始随意构想稷下先生的事迹，品评其思想。结果是，对这些人物的说法自然就是一个人一个样，缺乏起码的一致性。 八、结语 从整体上来看，先秦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最明晰的源头。由于时代久远，这一时期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内容在后世必有说不完的争议，这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思想发展和研究过程中都是自然之事。但是，一个时代的史实，如果当时的记载中少且零乱，而在随后时代的叙述中却多且系统，这其中必有隐情。 对于稷下之学的重视，在汉初尚未开始。比如说，贾谊之文屡称老子，却从未提及发扬黄老之学的稷下人物。这主要是由于汉初思想界的斗争尚未展开，黄老之学的主导地位未受撼动，学者们就不会为黄老之学无端张本。而从汉武帝时代开始，思想界的斗争逐渐展开。不管汉武帝的内心如何，他对儒学和儒生的重视，致使一些对此类儒生心怀不满的学者们开始利用各种方式排斥儒学，方式之一就是提高黄老之学的历史影响和地位。为了充实黄老之学，亟需从先秦思想中寻找更多思想来源，于是就开始夸大或制造稷下学派。另一方面，强调稷下学派的存在及其在古代受到的上好待遇，恐怕也是在汉武帝思想高压政策之下的士人们的美好愿望之一。 然而，在汉代所能获知的先秦学术记载中，可信的和有份量的都已经有了明确归属。而且，越是知名思想，越是难以歪曲和重新定性，所以，汉代学者就选择了战国时代那些不入流的学者。这些学者的共同特征是，到了汉代，其生平和思想既不完全又模棱两可，方便随意解释和利用。同时，这批学者的思想又是被间接传述的，容易形成一种神秘气氛。把他们与更具神秘性的黄帝、老子归为一类，显然可以收到相得益彰的效果。但是，汉代学者在作这种历史比附时忽略了最重要的一点，即：因为让这些人物形成一个学派的随意性太强，就失去了起码的可靠性。 为诸子分“家”者乃汉代之事。但是，《别录》、《七略》和《汉志》等在总结和划分先秦诸子各派时，已经意识到有些思想家虽然有过一定影响，甚至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一定痕迹，但其思想缺乏深度，难以入流。在战国时代，一般二三流学者为引起各国当政者注意，博取世俗利益，并不在意自己的主张是否具有一贯性。后世所谓稷下先生，更以三四流学者居多，其思想驳杂，实用性极强，很难归入哪一“家”。至于稷下学派，虽为汉代若干学者所造，终究没有得得到广泛认可，未成一“家”。汉代学者所认定的稷下先生，不过是在那一时代不同时间段里在齐国逗留过的一些三四流学者。严格来说，他们之中并没有纯粹的思想家，也没有人把做学者、做思想家当作一回事。对于这些学者，单独研究其思想或许有必要，但是，若把他们归入一个学派来看待，则有画蛇添足之嫌，甚至会因为把他们硬性归入一个不曾存在过的或影响力有限的思想学派而产生不应有的负面影响。 齐国也许建成过类似后世所谓学宫的地方，但那无非是一个招待来访学者的场所，并且各国都可能有这样的地方。在那个时代，有抱负的知名学者都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如果未获政治重用，而是单纯为稻粱谋，没有一位学者愿意长久待在一个国家，此乃时风使然。也许确有一部分末流学者，或者不入流的士人，以作食客、得温饱为追求，但是，对这样的人士，一则没有一个国家愿意长久收留，再则即使有愿意“养士”的政客收留之，他们对一国政治也难以产生真正的影响。所以，所谓稷下学宫也好，稷下学派也罢，或者是出于汉代学者的美好愿望，或者是齐国君主曾有过的奢望，或者是齐国历史上昙花一现的政治败笔。 作者简介：高专诚（1963-），男，山西大同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先秦及两汉思想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