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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普森:诗心学者(2)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钱江晚报 佚名 参加讨论

    【为学篇】 真话不能说的时候,就不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天,广播里正播放着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新闻,聂卫平的名字,成了火车上的热点。而准备去南开大学做博士论文答辩的金普森,却和上铺的年轻人说着他那有些枯燥的历史课题,别人忍不住打断他:“学历史有什么用?” “下围棋和学历史是一样的。开发智慧,提升民族威信,让我们活着有信心了。它让我们变得聪明,知道过去,观察现在,预示未来。”金普森说。
    记:您跟外债打了一辈子交道,为什么会从这个角度研究近代中国?
    金:中国改革开放后,西方某些国家向中国政府索债,我们需要对近代中国外债的史料进行整理研究,财政部组织了一个近代中国外债课题组,邀请我参加。
    记:当时外债的整理几乎是空白,收集资料非常困难吧。
    金:从1983年开始,光是整理档案资料就花了3年。很多档案从没有动过,我们只有把债项弄清楚了,什么时候借,为什么借,向哪国借,金额多少,利率多少,以什么做担保,对每笔债项做一个纪事本末,才能继续研究。
    记:听说前几年有美国议员提出要中国为旧政府还债,您马上出击反驳了?
    金:那是2008年的事了,美国一个议员提出要中国偿还国民党政府所欠的超过千亿美元的债务。《环球时报》当时采访我,我以一个中国学者的声音回应了美国议员的吵闹。
    旧中国从1852年借第一笔外债,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共借了近800笔外债。1945年之前的外债基本是还清的。1945年之后,国民政府主要是向美国和加拿大借债。
    当时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如果借钱给国民党打内战,新中国是不会还的。
    而且当年借款中都有担保与抵押,美国事实上已从关税、盐税和路矿权益中收回了借款。从国际法的有效期上说,中国也没有赔偿的义务。
    借新债,还旧债,教训很深刻。
    记:对于历史著作的编写,您的原则是什么?
    金:真话不能说的时候,可以不说,但不能说假话。
    记:您的每一部著作几乎都要花上十年甚至二十年去完成,大半辈子都在写史,会不会有枯燥、寂寞,觉得很难坚持下去的时候?
    金:“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是历史学前辈范文澜最早说过的话,我拿来当自己的座右铭。历史学家要究源发新,就要苦读书,耐得住寂寞。
    【为师篇】 我会把我的资源都给你们
    去年春节前的一天,金普森眼中才气十足、会拉二胡的弟子袁成毅来看他,聊起了做学问与做行政管理工作,两者难以兼顾的苦恼。第二天,袁成毅的办公桌上多出了一幅书法: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笔力遒劲,这是老师的字。底下还叠着一幅字:清风。笔锋修长,清丽脱俗。那是师母的字。 “知我者,还是老师。”电话刚刚接通,袁成毅感慨道。
    记:您的学生里有宋卫平、王旭烽这些名人,他们给你怎样的印象?
    金:我没有直接教过他们,我是他们的系主任。宋卫平同我的关系很好,现在有事情还会通电话。他读书时就很有胆识,聪明、能干。
    我和王旭烽的交往不是很多,上世纪九十年代,她要写一个关于陆游的文章,还到我家来找我,请我帮她找些书籍和资料。她在《浙江革命行》里写到了我,我特别高兴。
    记:现在的大学师生关系,和您那个年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金:现在的大学讲究“大”,都是万人大学,而我读书时的大学重“学”,讲学识学习研究。
    另外,那时的师生很亲密,名家名师都住在学校附近,散个步,骑个车就能碰到,然后一起聊天。我做学生时,经常在校园散步遇到夏承焘、姜亮夫。
    记:当下有一股历史热,很多影视作品都是历史题材的,在您看来,当今人们对于历史知识的了解如何?
    金:可以说是一种悲哀。高中文理分科后,理科班不学历史。理、工、农、医科学生的历史知识,仅是九年义务教育水准。我建议理工科也应该开设中国近代史,作为大学生应该有这方面的文化素养。
    记:您从1994年就开始招收博士生,已经毕业的就有20多位,您如何把自己的学识理念教授给他们?
    金:我常和学生说,我读书时是笨鸟先飞。“笨”字从本,笨是我治学的本钱。因为我知道天赋比我好的人有的是,比我智商高的人也有很多。要出成绩,只有勤奋。另外,还要记住六个字:天赋、勤奋、导师。
    人有血缘、地缘,我觉得自己很有“业缘”。我跟学生讲:虽然我不是什么大师,但我会把我的资源都给你们。
    【为友篇】 金庸说他最亏欠第一个老婆
    1992年,浙江医院。沙孟海躺在病房中,气息微弱。房门紧闭,医生不让人打扰他,金普森只能站在病房门外,透过一小块玻璃往里看。默默不语,湿了眼眶。 “他不知道我来看他。”沙老去世后,金普森写了一篇文章怀念他。
    记:您与沙孟海先生的交情很深,有什么故事吗?
    金:他是个豁达、认真的人。他虽然是书法家,但对历史、考古也很有研究。后来我担任历史学会会长时,聘请他担任顾问。
    我在做系主任时想收集一些浙江籍书画家的作品,给学校文物室做收藏。他听了后马上把浙江有名的书画家都请来了,童中焘、孔仲起、王伯敏这些名家,画了一天山水画。那天沙老因身体原因没来,却送了一幅字过来。这四十多幅作品,现在还在历史系。
    记:您在杭州大学(现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做了4年院长,1998年时,金庸先生接替您的职务,你们在交接过程中,有哪些有意思的事?
    金:他说话很风趣,有才华,讲自己又矮又小。他跟我说:你是学者,我是文人,你们搞研究要言必有据,我是写武侠小说的,是为招揽读者。他说,那时《明报》搞连载小说,出了几个题目,几个人物,每天写一段。当他写不下去的时候,就请朋友喝茶,收集故事。
    刚接手学院时,我陪他去各个系与学生见面,见面会是我主持的。学生见了他都很疯狂,问的问题也乱七八糟,比如韦小宝有六个老婆(小说中,韦小宝有七个老婆,此处应为金老口误),那你的恋爱观是怎么样的。他就说:我有四个老婆,最亏欠第一个老婆。(记者 林梢青 马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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