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古代政治文化发展史上，许衡占有一席之地。政治上，他官至中书左丞，是正二品的宰辅大臣；文名上，获谥“文正”这个封建时代士大夫的至尊名号，并进王封爵，入孔庙受祀。 ４０“闻道”，成为程朱理学在北方最专诚、最有力的拥护者和推行者 许衡的一生经历了蒙金交战、金朝覆灭和金元转代的历史剧变。其家世代务农。青少年时期的许衡于困境中求生存，曾当过县吏，学过占卜之术，也当过蒙古兵的俘虏，后逃亡山东泰安，再迁河北大名。颠沛流离之中，一面艰难求学，一面教书谋生。30岁（1238）时应试合格，取得蒙古人承认的“儒籍”，生活才有所安定，并渐有声名。36岁时，他得知元世祖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姚枢弃官隐居河南辉县的苏门山，便从河北赶来求学，因此读到南宋大儒朱熹标注的《四书》等程朱理学的典籍，抄录而归。经7年时间的研习和实践，到41岁时已心领神会。如同当时的许多北方儒士那样，他抱着“朝闻道，夕死可也”的兴奋心情，对朱熹的学识大为折服，“终夜以思，不觉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从此尽弃旧学，专注程朱，立志以贯行其道为己任。 许衡最重要的历史业绩是传承程朱理学于北方。许衡的学术和为人的基本精神虽然是传统儒学的，但它与程朱理学强调个人修养的价值取向存在矛盾，与坐而论道的陈腐理学更是格格不入，令人耳目一新。 金亡前后，流离失所的儒士中虽不乏潜心经史之士，但为了在极度困境中求生存，他们于农艺、医术、卜筮、星历、水利、算数等等实用之学往往无不通习。许衡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的旨趣是，以《小学》中所倡导的“洒扫应对”即伦理纲常的实际训练作为培育德行的基础，年长后通习《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以便在孔孟之道的基础上进一步透彻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和与之相关的天理、人性等哲学义理。由朱熹标解的上述典籍集成了程朱理学的基本精神，也是朱学的精髓所在。许衡认为只要把握住它们，学有所得，他书不读也绝无遗憾。 笃实、重行和强调“治生”就成了许衡学术中最具特色的部分。例如，首次见忽必烈便开宗明义，表示他是学孔子的，对科举一窍不通，能力仅仅是“勤力务农，教授童蒙”；谈到学古人，他强调必须“一言一行必质诸书”；他甚至认为，只要“不失义理”，做官谋利、务农、经商都无可非议。这些特色几乎贯穿于许衡一生的教化、言行和理论阐发中。 他一方面反复阐明正心诚意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身体力行的“践履”工夫。大到君臣父子，小至盐米细事，都应该“遵道而行”；从内心到仪表，从日常行事到治国平天下，都要合乎“道”。其实，这一番伦理纲常的大道理，许衡还融通为另一种表达，那就是“顺天命而应万事”。强调顺随“天命”，这一方面表明了他以此教化民众的良苦用心，另一方面，他确实是用这条理念去应对所面临的现实的。生死哀乐，仕进仕退，他基本做到以不变应万变，圆融顺随，处之泰然。 以教授蒙古和权贵子弟为职志，元廷为其设立国子学 许衡是以中原一位乡间教师的身份步入政坛的。青少年时的许衡“嗜学如饥渴”，25岁时逃难到山东，再从山东辗转入河北大名时，人们慕其德行，渐渐前来从学。32岁始正式授徒讲学。46岁开始官宦生涯。中统元年（1260）始入朝为仕，进入政坛，但是每诏必辞，辞官又总是教授家乡的“怀孟子弟”，这样几上几下，最终投入巨大热情，以教授蒙古和权贵子弟为职志。 至元八年三月，元廷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要他教授蒙古子弟时，他一改每诏必辞的故态，欣然说，“此吾事也”，很快走马上任。与此同时，国子学正式设立，当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被选为首批生徒，许衡以62岁的高龄，抱病亲执教事。开学之日起，他将全部家事托付给儿子，每日只进中、午两餐，以专意教学，宾客来学中访问者也一概谢绝。他认为，这批未成年的“国人子”（蒙古贵族子弟）“大朴未散，视听专一”，如果置于“善类”中“涵养数年”，必将成为国家栋梁之才，因此，他“待之如成人，爱之如子，出入进退其严若君臣”。 进学先用朱子的《小学》一书授课，讲书章数不务多而重在理解，每每引证设譬，力求浅显明了，并时时设问，“今日之事，有可用否？”课余则令蒙古生年长者习朝仪、典礼，小学生习跪拜揖让进退应对的礼节，或投壶习射。他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很适合初习汉文和儒学的蒙古学生，对改变他们的蒙古旧习，了解中原儒家文化和治国方法，起了很大作用。 他殚精竭虑，在国子学中坚持了3年，后因权臣诋毁汉法，膳食和经费不时中断，教学难以为继，许衡再次被迫辞去。然而，国子学存留下来，他的12位门生承继他的规制依然坚持教学。可以说，许衡的这次选择是有战略眼光的，诸生中后来成为宰辅大臣者近十人，各部官及地方长官者又数十人。按照元代制度，这些人的进身凭借的主要是贵族家世而不是国子学学历，但他们都喜欢炫耀受教于许衡的可贵经历，可见，许衡本人的生荣死哀与之有关，更重要的是许衡极有针对性地实施了一次政治文化的转化。显然，这些受儒学陶养而分据要津的权贵子弟，他们对蒙汉政治文化的融会，对儒学的传扬，其潜在的影响是难以估计的，无从替代的。 许衡的际遇 自五代到忽必烈灭南宋实现大一统，其间经历了３７０余年，统一的要求超过分裂，此后的明王朝虽统一的规模相对缩小，但仍然可以视为一个统一王朝。耐人寻味的是，元明清三代王朝都毫无例外地将理学（主要是程朱之学）设为科举考试出题和判题的标准，定为“国是”，这就是说，朱熹去世后的七八百年间，在不同程度上维护统一局面的蒙、汉、满三族统治者都选择他所标解的理学作为统治思想。这个规律表明，这个思想体系是封建时代后期维护统一、增强凝聚力的最佳选择。 具体到元代，忽必烈实现空前规模的大一统局面后，他将儒学也视为一种宗教，因此，儒学与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等列，兼容并蓄，平等礼遇。然而，面对空前大一统局面，如何实行有效统治，毕竟是他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经历了一个选择过程。再具体到许衡，许衡从３２岁执教到７３岁去世，４０年中号称“十被诏旨”，但几乎每诏必辞，拜命后不久又辞，有时一辞再辞；就忽必烈而言，对许衡可谓一召再召，每召则询以治国安邦大政；许衡每辞必留，尽管犹豫不决，难赋重任，但往往一留再留。这恰恰说明，君臣双方存在某种错位，两种文化背景之间必须经历一段磨合过程。 当然，许衡的“际遇”不止于此。作为一名乡村教师出身的儒士，在苏门从学于忽必烈的重要谋臣姚枢、由后者引荐于元廷，取得优于其他儒者的“话语权”，是一种际遇；仕途不顺，多次辞归乡里，但最终以随朝蒙、汉百官、近侍子弟为生徒，得以从政治权力层面扩大理学的影响，这又是一种难得的际遇。 许衡，这位站在历史转口的赤诚君子，他为古代政治文化的传承豁亮了一道主题：他接通两宋以来的儒学道统，并通过对理学核心典籍的解读和传扬，将大一统时代的政治文化纳入到了理学的轨道上来。 （作者高荣盛系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