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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1月13日电(宋宇晟) 综合报道，中国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今日迎来110岁大寿。周有光早年主要从事经济、金融工作，做过经济学教授，1955年开始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参加并主持拟定《汉语拼音方案》。在他主导下，中国建立了汉语拼音系统。如今的他仍笔耕不辍，百岁过后，周有光又先后出版《百岁新稿》《朝闻道集》等数部新作。 周有光，原名周耀平，1906年1月13日生于江苏常州。今日，是周有光的109岁生日，根据老先生“做九不做十”的惯例，当为110岁大寿。 “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周家祖籍宜兴，曾祖父做官兼营实业，在常州开办棉纺、织布厂等业。道光年间太平军起，守城将士军饷全部用于周家，曾祖父誓死守城，后因常州失守，投水自尽，周家的万贯家产化作乌有。 十岁时，周有光随全家迁居苏州，进入当时初始兴办的新式学堂读书。1918年，入常州高级中学(江苏省立第五中学)预科，一年后升入中学，与后来同为语言学家的吕叔湘成为同学。1923年，周有光中学毕业，尽管成绩优异，但其时已家道中落，本只能选择免交学费的师范学校，但无意中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后得亲友资助，为周有光凑齐了200元学费，遂入学。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周有光改入光华大学继续学习。大学毕业后，他与夫人张允和同往日本留学。因仰慕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周有光离开原本就读的东京大学，转考入京都大学。 周有光年轻时的经历并不算顺利，甚至有一种隐隐的“错位”。 大学毕业，本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的毕业生，都到美国留学，可他由于经济原因去了日本；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向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入狱，周有光只好专攻日语；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裕的生活，他却毅然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所成就，他却被指定研究语言；周有光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却研究了大半生“现代”的知识。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他却很坦然：“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你的计划几乎都打破了。” “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在随后的近70年中，两人一直相濡以沫。 周有光在其《百岁口述》中，也曾谈起两人长达八年的恋爱过程。他说，与夫人是“慢慢地、慢慢地自然发展，不是像现在‘冲击式’的恋爱，我们是‘流水式’的恋爱，不是大风大浪的恋爱”。 周有光将这八年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很普通的往来，主要在苏州；第二个阶段，到了上海开始交朋友，但是还不算是恋爱；第三个阶段，就是恋爱阶段。周有光称，“当时她(张允和)到杭州的之江大学借读，我在杭州教书。在杭州的一段时间，就是恋爱阶段”。 关于两人的婚姻，有一个说法颇为流传，那就是“结婚后从来没有吵过架”。对此，周有光曾在受访时坦言，“其实我们也吵架”。 “我们吵架不会高声谩骂，不会让保姆听到的，也没有闹几个小时的，一般是三两句话就吵完了。还有一点，我们吵架通常不是为了两个人的问题，而是因为其他人的问题。确实，我们的婚姻生活是很和谐的。到了北京后，一直到我老伴去世，我们每天上午10点喝茶，有的时候也喝咖啡。喝茶、喝咖啡的时候，我们两个举杯齐眉，这当然有一点好玩，更是我们互相敬重的一种表达。” 晚年，周有光和夫人张允和合著了散文集《多情人不老》。所谓合著，其实是各写各的，书的正反面互为封面，张允和的文章横排，书页向左翻；周有光的文章竖排，书页向右翻。 经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 结婚后的周有光夫妇同往日本留学。1935年，周有光放弃日本的学业返回上海，任教光华大学，并在上海银行兼职，同时还参加了反日救国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正在做银行工作的周有光跟随当时的民国政府迁移到重庆。 抗战中，周有光幼小的女儿患了盲肠炎，因得不到合理的治疗而去世；儿子也曾被流弹在肚子上穿了5个孔，所幸抢救及时。抗战结束后，民国政府派周有光去美国学习。 到了内战即将结束时，自认患有“左倾幼稚病”的周有光在建设国家、照顾老母的焦虑下急忙回到上海。当时他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教书，同时从事银行工作，却赶上了经济结构推倒重来的时代，最直接的遭遇是薪水骤降。社会主义市场替代资本主义市场，周有光一眼就看出当时苏联的银行制度落后。 此后，深谙西方经济学的周有光，面对正在全国推行的苏联经济学感到格格不入，甚至感到荒谬。多年以后，让周有光最怀念的新政权气氛，是抗战期间在重庆与周恩来接触，当时周恩来非常稔熟地进行统战，召集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 50岁改行：26个字母干三年 早在1920年，周有光就参加过上海的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改革运动当时受到苏联支持。1955年，他去北京参与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就决定留在北京，改行语文。而在同时期的上海，他的领导、学生纷纷自杀。职业的转换、居住的迁移，使得周有光在陌生环境中躲过了“反右运动”。 1955年10月，时任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周有光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字会议，为期一个月的会议结束后，组织上通知他到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 在50岁的时候，周有光扔下经济学，半路出家一头扎进语言学中。他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曾称，“这真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当时，领导说：你不要回去了。就把我留在文字改革委员会。当时我说：‘我是业余搞语言学、文字学的，我是外行，留下来恐怕不合适。’领导回答说：‘这是一项新的工作，大家都是外行’。那么，我就只好留下来了。就这样，我离开了经济学界，到了语文学界。” 改行之后的周有光到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参加拟定拼音方案的工作，该方案于1958年正式公布。而这段“改行”的经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既来之，则安之”。“这个‘安’不是安静的意思，是要认认真真工作。改行要真正改行，就要深入语言学和文字学的研究。一直到今天，我都没有离开这个机构。” 周有光也曾谈及当年拟定方案的细节：“当时拼音方案委员会一共有15个人，由几个大学的语言学家组成，不过主要是开会参加讨论。文改会制定具体工作由三个人来做：叶籁士、陆志伟和我。叶籁士兼秘书长，比较忙；陆志伟要教书，还兼语言所的研究工作。我呢，离开了上海，没有旁的事情，就一心搞这个事情。我们三人就起草了第一个草案：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我提出三点原则：拉丁化、音素化、口语化。事实上，我们三个人都共同提出要用26个拉丁字母，没有新字母。看法基本一致，没有什么不同的对立思想，只有一些技术性的不同。” “有人曾给我们讲笑话：你们太笨了，26个字母干三年。”周有光回想起这段往事仍不忘调侃，但他认为，“这三年时间花得还是很值得”。“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有人在提意见，而他们提的意见我们都研究过，几乎没有新的意见。今天就得到了这么点安慰。假如当初没研究好，有漏洞，就遗憾了，毕竟要弥补就很麻烦了。” 1958年，周有光开始在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讲授汉字改革课程，讲义《汉字改革概论》也于1961年出版。 “文革”时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 “文革”开始后，周有光即被批为“反动学术权威”，和一群同事被下放到宁夏的五七干校。当时大家也曾被“逼”着宣誓：此生在此扎根，永不回北京。到了1971年林彪出事后，他们还是被送回了北京。 妻子张允和在“文革”前是家庭妇女，避免了单位里的政治斗争，受到的冲击也不大，最严重的也就是被抄家。只是，妻子和孙女在北京，儿子、儿媳妇在湖北，周有光自己在宁夏，难以享受家人团聚之乐。 周有光曾回忆起这段动荡的年代，在他的记忆中，年轻时的照片都在这场浩劫中被“扫光了”。“我当时是反动学术权威，在农村改造，家里没有人，东西都(被)随便扔。现在有的照片也都是亲戚多余或者复印给我们的。” 晚年的周有光谈起“文革”经历时，谈到的似乎更多是对人生的感悟。“我们对财产都看得很淡，觉得是身外之物。许多人都问，你们度量为什么那么大？有人说，你们所以那么大气，因为你们娘家、祖先都是有钱人，钱看惯了就不新鲜了，我想也有道理。佛教里有一句话，你对身外之物看得太重，你的精神就痛苦了。” 回到北京后，周有光继续潜心于他的文字改革研究工作。这一段时间，家门内的生活终于恢复了正常，他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妻子在另一个房间里看书写文章。动荡过去后，周有光出版多部著作，除了他在文字学、文字史上的研究学术成果外，还将许多零碎材料写成通俗易懂的文章。 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工作颇有外交味道 1979年4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在华沙召开文献技术会议。周有光在会上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言，提议采用“汉语拼音方案”作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1982年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投票，认定汉语拼音方案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ISO 7098)。 在周有光曾经的叙述中，这段围绕着“拼写汉语国际标准”的故事也极具戏剧性。“1979年，领导上突然派我出席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ISO)。我说我不去，已经几十年了，我跟外国完全隔断了。还有我连衣服都没有，破的。他说，衣服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最好的，从袜子、皮鞋，到大衣，都重新做。我只好服从命令。” (责任编辑：admin) |